紧接着呈现在眼前的便是辽东巡抚袁崇焕的亲笔书信，信中详细阐述了要在大凌河边上建造大凌河棱堡的相关事宜。这一举措实际上是他所倡导的“辽人守辽”理念的具体体现，与孙承宗所秉持的堡垒战术可谓一脉相承。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的辽东关宁铁骑经过长期的训练和实战磨砺，其战斗力已得到显着提升；同时，周边的地理形势也更具优势，为大凌河棱堡的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辽宁东部，曾经的朝鲜王国已经不复存在。昔日的东江镇如今也只能在艰难困苦中勉强维持，而辽南镇更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相比之下，辽东镇的地位则显得愈发重要起来。
建奴在成功夺取朝鲜王国的土地后，其势力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可谓是拓土三千里。这不仅让他们摆脱了长期以来被朝鲜人欺凌和奴役的屈辱历史，更在表面上看似占尽了便宜。此外，通过占领朝鲜，建奴还顺利打通了通往东南方向的出海口，这无疑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战线的拉长对于兵力稀少且补给困难的金兵八旗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毕竟，他们的人数有限，而要征服的地域却如此辽阔，这无疑会让他们的兵力分散，难以集中优势。
更糟糕的是，朝鲜王国的地形以山地为主，除了汉城周边有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平原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粮食的产出极为有限，根本无法满足金国大兵出征所需的庞大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八旗兵就算拥有出海口又能怎样呢？他们连陆地上的征服都还远远没有完成，又怎么有精力去发展海洋事业呢？而且，他们的眼光确实也不够长远，缺乏海洋思维，无法充分认识到海洋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收到了来自袁崇焕的信件，并给予了回信。在回信中，崇祯皇帝对以袁崇焕为首的辽东镇在平定辽东事务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了肯定。特别是大凌河堡的修建，这一举措标志着明朝已经初步切断了金国与左翼蒙古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明朝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胜利，因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金国的军事力量。
然而，崇祯皇帝也深知，皇太极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必然会派遣大量的金兵来攻打大凌河堡。面对这样的局势，明朝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崇祯皇帝叮嘱他们这些辽东将士，一定要戒骄戒躁，不能野外浪战，守城为上，当然也不要被动防守，让金国各个击破，也要主动小规模出击，让建奴知道痛处。其中平衡的掌握，需要袁崇焕慎之又慎！
至于辽西将门那点阴谋小九九，根本不算事。只要自身强大，中央近卫军勇卫营强大，一切都不算事。何况辽西将门的青年才俊都在崇祯皇帝这边。
再往后面，延绥地区以及整个陕北地区的旱情愈发严重，仿佛是上天降下的惩罚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紧接着，蝗灾如恶魔般降临，铺天盖地的蝗虫席卷而来，所过之处，庄稼尽毁，原本就已经饱受旱灾折磨的土地，此刻更是变得一片荒芜，只剩下了那令人绝望的黄土颜色。
米脂县、安塞县一带，情况原本稍有好转，但如今却如坐过山车一般，急转直下。流民们的生活本就艰难，如今更是雪上加霜，走投无路的他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转化为流寇，以求一线生机。
然而，崇祯皇帝对此似乎并不十分担忧。尽管延绥巡抚洪承畴已被调往两广担任总督，但三边总督孙传庭却已将总督府迁至榆林镇。这位孙传庭可是崇祯皇帝眼中的定海神针，有他坐镇，崇祯皇帝相信，再多的流寇也不过是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气候。
“王大伴，传朕旨意给内阁和军机处，让他们转达朕对于延绥灾区的意见。”崇祯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面色凝重地说道。
“是，陛下。”一旁的王承恩赶忙躬身应道。
“首先，要全力支持三边总督孙传庭。他是朕的股肱之臣，朕对他寄予厚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咱们都要做他坚实的后盾，让他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应对流寇之乱。”崇祯皇帝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第二，便是要持续稳定陕西周边的局势，从巡抚到府道州县的各级地方官员，都绝不能让自己辖区内出现大规模流窜的流寇。”皇帝面色凝重地说道。
“第三，内阁六部提议由御史吴牲担任钦差，负责主持陕西安抚灾民的工作，朕对此表示赞同。”皇帝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朕的内帑可以拨出一百万银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笔钱并非单纯的赈灾款项，而是要以工代赈。”
“是。”王承恩赶忙应道。其实，原本这应该是军机处大臣杨嗣昌的职责，但今天杨嗣昌身体不适，无法前来，所以他这个司礼监秉笔太监便临时顶替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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