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不久，学校举行了五十年校庆。一个县城的中学，能有五十年的历史，我很为自己的母校自豪。
在校史展览中，我看到了一个很普通盘子，但旁边的说明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留苏学生寄给母校。
什么样的人才能留学呢？如果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留学生多好呀！如果有一天自己干出了一番事业，一定给母校也送一个礼物。那样，学校六十年或七十年的校庆，大家就能看到自己送给母校的礼物了。
有好几个老师对我说过，我的天份很不错。如果努力，肯定会不同反响。是天份还是有付出必有收获呢？或者是二者皆有之，反正到高一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
如愿的考上了高中，考上了自己心仪已久的一中。虽然我的三年初中也是在这个学校度过，但对于我来说，其意义绝非相同。
用石云的话说，上了高中我像换了个人。原来做一个尖子生并不是高不可攀，这时候的我真的是豪气干云。但我总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骄傲自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
虽然到了年底的时候，隐隐约约的感到我们的社会空气有些异常。11月份从评新编历史剧罢官开始，紧接着是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声讨，再到对戏剧舞台才子佳人的批判。我们知道了，原来建国以来统治我们国家的文化艺术领域的，竟是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黑线。但是，文艺界的事，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也没妨碍我们一心只读“圣贤书”。
新学期开始了，我仍然在不懈的努力。为了考上名牌大学，为了能出人头地。但是，说不请怎么回事，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越来越静不下心了。
开学不久，学校开大会，传达了关于上头教育革命的坐谈会的精神，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甚至从未想过的振憾人的思想和说法。
比如上课老师讲的内容不愿听可以不听，可以睡大觉。考试是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出怪题、偏题、怪题，这是一种考八股的办法，要完全改变。
比如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出二十个题，学生答上十题，其中有答得好，有创见的可以打一百分，二十个题都答对了，但是平平淡淡的，没有创见，也只能给五十分、六十分。
比如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是好的。
比如什么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诗人李bai和杜pu既非进士，也非翰林。韩yu、柳zhongyuan只是两位进士，王shipu、关hanqing、罗guanzhong、蒲shouling、曹xueqin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
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听着头悬梁锥刺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的学生们，这些说法和思想是简直颠覆性的。那感觉怎么说呢？有新奇、有刺激，好像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将是个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天地，当然也有很多得迷惑不解。
班上有几个从农村中学考上来的同学，每次他们回家总能带回农村正在进行的shehuizhuyi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中的新鲜事。比如说现在农村的阶级阶级界限很模糊，流行的说法是:下地一大群，开会同志们，三叔二大爷，都是一家人。
社教运动那时也叫四清运动，他们也会介绍一些他们村里又搞出了哪些四不清的问题。说他们的大队干部，春节时谁和他关系好就给谁家送补助款，和他关系不好，再困难也没人管。
那时候流行一个说法，到一个村里去，谁家的房子最好，差不多就是大队长的家。那时候也常听人说，哪儿个地主家搜出了变天账。土改时谁家分了他家的地，谁家分了他的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等有变天的一天秋后算账。
不过也都是听说，没听那个同学他们村里的地主搜出这些东西。问起他们村的地主富农，他们都是说他们村里的地主富农都是屯里屯亲的，人都很老实厚道。
我其实也是从村里出来的，我们村没有地主，只有一户富农。他就住在叔叔家隔壁，在村里人缘特好。他毛笔字写的好，春节的时候各家的春联都是他给写。
他可能是行二，叔叔和村里同辈的人都尊敬的叫他郭二叔，我随着叔叔叫他郭二爷。
每次回村，都能见他，也都会很亲热的打招呼。不知为什么，怎么也不能把他这个谦谦君子和书本上，和人们流传着的关于地主富农的狰狞形象联到一起。
那时候有个说法，说这农村里谁家丢了一只鸡，那家的女人都要站在大门外骂几天。你分了地主富农家的地和房子、车马，人家能死心吗?这话听着也真有道理。可我看村里的郭二爷，怎么也不像家里藏着变天账的样子。也许，这是自己和同学们阶级斗争的这根弦崩的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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