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儿子上周五去浦西给他送过化验单，他想起来了。
说我恢复的很快，很不错，很快就可以手术了。
当是我想，看来现在手术的条件还不成熟。
轮到我看病的时候，冷医生又仔细看了我的资料。
我和他说我自己现在感觉良好，希望能早点手术最好。
他想了一下，说可以，那就安排手术吧。
他问我家在什么地方，我说了家的地址。他说还是离这里近，就在浦东仁济医院手术吧。
他派人拿着我的病历把我送到办理手术的地方。
办理手术的医生给我开了几项手术前检查的单子，她看了一下时间，说今天来不及了，让我明天过来做术前检查。
和A医院相比，在仁济医院看病的人更是人满为患，检查什么项目都要排大队。
第二天查完所有术前检查的项目，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间了，从结果看都符合手术的要求。
我拿着检查结果交给了管理手术的医生。她拿出了类似与手术协议的东西，让我签字。
我拿起笔连看都不看就要签字，一直在身旁陪着我的老伴儿把协议抢了过去。她看得很仔细。看完后说手术可能出现的后果如此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协议怎么能签呢？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婶婶骨结核手术前，医生也拿着手术协议之类的东西让我叔叔签字。我叔叔是农民，他一看写得那么吓人，吓得没敢签，找当银行行长的哥哥也就是我父亲拿主意。
我父亲让他写上，如果手术出问题不是医生的责任事故，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追究。
结果我叔叔拿到医院，医院坚决表示不同意，说这一点不敢保证。
“要想动手术就只能是无条件的，有任何附加条件他们都不会给病人动手术。”
叔叔无奈又来找我爸爸，我爸爸说既然是这样就签了吧，反正有病总得治，我叔叔签完字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就哭了。
当然手术的结果证明不过是虚惊一场，我婶婶如今还活得好好的。而那次如不手术，可能早就过世了，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我于是对老伴儿说，你不签人家就不会给你动手术，你能怎么办？老伴儿问医生是这样吗？医生回答说是。
老伴儿还不死心，问协议条款可以修改吗？医生说不可以。
看老伴儿害怕的样子，我安慰她说:“其实如果真有很大的风险，你想让人家医院手术人家也不会给你做。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是不可预测的，医院只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只是不想承担任何一点点风险。”
听了我的话，医生赞同的点了点头。签好字后，医生带着我去见了了负责我手术的孙医生。孙医生正在坐诊，让我到外边排号等。
马克思说没有没有权力的义务，也没有没有义务的权力。在医患关系中还真不是这样，权力和义务从来不是对等的。其实，真的是出了什么事，真要是诉诸法律，这样的类似于协议之类的东西的有效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权力和义务应该是对等的，有什么样的权力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一方都是权力，一方只承担义务的协议其实是没有多大法律效用的。
孙医生虽然不是专家门诊，但挂他号的人也是人满为患，排到我这个没有号的人已经是下班时间。孙医生没有因为下班了而草率行事，很认真的看了我的术前报告后摇了摇头，说只这些术前检查还不够。他又给开了几个术前检查项目，说查完后把报告单再拿给他看。
第二天，很快做完孙医生指定的术前检查，但有一个项目的报告要两天后才能出来。两天后，因为只是取报告单送给孙医生，我老伴儿就一个人去了。
带着个尿袋子往外跑，也真的很不方便。
第一次找冷医生看病时，冷医生曾把我带到一个无人房间，手指插入肛门探查了前列腺增大的情况。问过我大便受阻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大便肯定受阻，我的前列腺增生太严重了。他看过这么多前列腺增生病，像我前列腺增大到如此程度的很少见，必须抓紧手术。
真让冷医生说中了，这几天我的大便已经越来越困难了，看来手术是迫在眉睫。
老伴儿到医院没多久，给我打来电话，说术前检查报告都拿到手了。还高兴的说，这几天虽然没再吃补肾药，但看术前验血报告，肌酐值降到了102；已经降到了低于参考值高限的104以下。
她说给我手术的孙医生今天不在门诊坐诊，她打听了，孙医生现在在住院部，她正准备去住院部去找。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伴儿告诉我，她找到孙医生了。孙医生看过报告说，手术条件完全满足要求，只是普通住院床位太紧。要排队等，差不多要一个月。
我说那怎么办呀？我们等不得呀？不行我们就只有再换一家医院了。
老伴儿说，她也是这样说的。但孙医生说了，如果急着手术，有一个办法，医院的特需病床。下周一正好有一个床位，只是费用要高些，而且住特需病房多发生的费用医保不给报销。
我问能高多少？她说每天近五千元。我问要住多长时间院？她说孙医生说了，就住一天，包括手术全部费用不会超过一万五千元。
我说就住一天再多花些也无所谓，就住特需病房，老伴儿说她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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