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这时候为啥说烟袋老头儿跟我们是同行呢，因为烟袋老头儿那烟袋锅后面用红布绫子系了小铃铛，这是风水先生的标志，有些是系在手腕上的。给人看风水的时候，有时候还要把铃铛摇一摇。陈瞎子的竹竿上有时候也挂小铃铛，奶奶说，摇铃铛是给“地精”听的，哪儿的山水都有灵性，给人家点穴地，就会破坏那一片儿的灵气，摇摇铃铛是为了提前知会一声儿。
停了许久，奶奶跟着烟袋老头儿又回来了。这时候，其他几个老头儿已经酒足饭饱，开始收拾碗筷了，我也吃的小肚子滚圆，路都快走不动了。可别说我没出息，谁叫俺们家里穷呢，过年都吃不上几两肉，好不容易逮一顿当然要往死里吃了。
奶奶走过来拉住了我，对几个老头儿道了声谢，感谢他们管了我们一顿饭，几个老头儿这时候对我奶奶也挺客气，都说一顿饭不算个啥，不用谢。
随后，奶奶朝烟袋老头儿点了点头，烟袋老头儿也朝我奶奶很恭敬地点了下头，再没说话。
奶奶拉着我就朝门外走，不过这时候我走起路来大腹便便、一摇一晃的，奶奶看了我一眼，问是咋回事儿，我很窝囊地回答说：“吃太多了”
离开周家以后，奶奶拉着我一直朝西走，在我看来，是沿原路返回的路，就问奶奶：“奶奶，咱现在要去哪儿呀”
奶奶回答的很干脆：“回家。”
我又问：“咱不找人捞尸体了呀”
奶奶说：“回家以后叫你爸跟你思河叔下水捞吧。”或许因为当时我还小，奶奶也没跟我多说啥，后来我才只知道，这个周振海是上吊死的，死前欠了很多人的钱，到底欠了多少人的钱，又欠了多少钱，谁也没个准数儿。这些事儿呢，是烟袋老头儿告诉我。
周振海，死这年也就三十多岁，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他父母跟其他村民一样，都是老实巴交地里刨食儿的农民，管不住他，他在派出所呆的时间，比在家里呆的时候还长。
几年以后，周振海跟人去了北京，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多年，后来，周振海开着一辆轿车风风光光回来了，那时候，拖拉机在村里都是稀罕物件儿，更别说轿车了，感觉那都是北京的大领导们才坐的。
还有人说，周振海那个轿车后车箱里，放满了成捆成捆的大团结十块的，想想那该有多少钱呢当时我们这儿能有个万元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那车厢里抵得上十个万元户了。不光有钱，那轿车里面还坐着个漂亮姑娘，看上去也就十岁，那姑娘还领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听说这姑娘是北京城里的“市民”，首都北京的“市民”啊，那可比俺们市里的“市民”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那长相、那打扮，看着都晃人眼睛，十里八村的姑娘跟人家一比，全成了灰头土脸的土鳖了。
周振海开着轿车，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家以后，他们周家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昔日的痞子流氓，现在算是光耀门楣、飞黄腾达了。
不过，他这些钱到底是哪儿来的，他在北京这几年干了些啥，连周振海的父母都说不清楚。
后来，周振海在家里开了个小卖部，也就是我跟奶奶在他家胡同口看见的那个已经关门停业的小卖部。之前生意红火，家里边儿也有钱，顿顿鸡鸭鱼肉。不过这周振海很奇怪，总喜欢晚上开车出门，有时候深夜回来，有时候早上回来。
一年后，周振海带着他儿子出门了，回来的时候，儿子没了，他父母跟他老婆就问他孩子弄哪儿了，周振海说，孩子丢了，全家人闻言好一顿找，结果没能找到。他老婆，也就是北京来的那漂亮女人，没过多长时间也走了，一去不回头。
半年后，周振海家里来了个南方人，长得肥头大耳，穿的西装革履，南方人身边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女秘书。周振海把他的亲戚朋友召集到一块儿，说这南方人是个大老板，想跟他合资在村子附近办个厂子，不过他手头儿的钱不够，看能不能借点钱。
那个大老板特别有派头，那女秘书皮包里还有文件、证明啥的，手续齐全，看着很像那么回事儿。
这些亲戚朋友信以为真，纷纷把家里的积蓄拿了出来。后来，还真给周振海在村子东边圈出了一块地皮，好大一块地皮，看样子这就要动工了。不过，周振海这时候又找到他那些亲戚朋友，说，这点儿钱还不够建厂房的，更别说进设备了，看能不能找熟人再借点儿，只要是借钱的，都给打欠条，将来厂子建好以后，每户家里出一个人进厂当工人。
过去那时候，工人可比民工高了一个档次，人人都巴不得当工人，旱涝保收，风雨不愁。
他这些亲戚朋友就开始帮他四处做宣传，说他跟南方大老板合资建厂，手头缺钱，只要借钱的，将来就叫家里人进厂当工人。
那时候人都实在，再加上周振海家里有钱有声望，这么一宣传，很多人主动来找周振海。周振海从头到尾到底借了多少钱，到底借了多少人的钱，谁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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