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受迫害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就拿西村我姥爷家来说，扎纸人的，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姥爷、我姥姥、还有我大舅都挨了批斗。我大舅比我父亲大几岁，上学也比我父亲早的多，文革的时候，他已经在上高中了，文革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回了家。
当时，他已经一边上学一边跟着我姥爷学扎纸人的手艺。当然了，不是我想说我姥姥姥爷的不是，就个扎纸人的手艺，还讲究个传男不传女，两口子愣是没教我母亲。
不过，这文革一上来，我姥爷一家四口儿，就我妈没挨批斗。据我妈说，他们那个村打人打的特别狠，把人逼的光上吊的就有仨，投井的俩。写老槐树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村有个七十岁老头捅死了八十岁的老头嘛，就那个八十岁的老头，他们村就数他心狠手黑，打人都是往死里打的，像这种人，老天爷能叫他活到八十岁，估计就是叫他等着挨刀呢，那七十岁老头捅了这老头以后，到监狱里安享晚年去了，国家一直把他养到寿终正寝。
当时，我大舅给人打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导致视力下降，我姥姥左腿给人打出了毛病，最惨的是我姥爷，给人打的大口大口吐血，之后落下了内疾，一到阴雨天就胸闷、偶尔嗝血，在我不到两岁时我姥爷就去世了。
他们村，最幸运的要数陈瞎子了，当时陈瞎子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不过陈瞎子这老家伙圆滑世故会来事儿，别人还没打他，他自己就招了：“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人民，我对不起全村老少爷们儿，我认罪，我该死，我活该瞎，这辈子瞎，下辈子还瞎……”
那些人一听这话，心里舒坦了，说陈瞎子表现好，只把陈瞎子的竹竿子撅折了，美其名曰：斩断牛鬼蛇神尾巴。
当时，红卫兵好像已经分出了派系，每个派系各自为战。在我们这里有名的派系大致有三四个。“二七派”、“八一八”，这两个是最老资格的派系，势力最大，另外好像还有个“大联合”“四一四”什么的，这两个派系较小。
“二七派”，本名“二七公社”，是我们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八一八”可能是北京的，不过在全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源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这一天是首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
他们这些派系之间，唯一不同就是胳膊上带的那个红袖箍，当时可能叫红袖章。二七派，胳膊上带是“二七红卫兵”，八一八带的是“八一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较大，居中，派系名称字较小，居上。
打我奶奶的那些人是“二七派”的红卫兵。
在北京第二次接见过红卫兵以后，九月初，中央发出通知，支持全国各地革命学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还支持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帮助，坐火车、吃饭，一律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坐火车吃饭都不要钱。
这个通知一经出台，将红卫兵大串联推向了最，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风起云涌，全部开始北上南下、东进西出。
打我奶奶的那几个红卫兵，临走时带走了村里大多数年轻人，说是大串联到北京去见，接受的检阅，每人带上一个红袖箍，拿上一本“红宝书”满腔激动地离开家了。
他们就这么走了，我父亲当然不甘心，喊上王思河，一路跟了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叫凤泉区，过去叫北站区，过去为啥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这里过去有火车站，京广线，过去的火车不知道到达北京那个地方，现在一路直达北京西。
那些红卫兵就在火车站搭的车，我父亲跟王思河紧跟着他们钻进了另一列车厢里。
车厢里面，那是人山人海，全是大串联的年轻人，每个人脸上带的那种狂热，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来形容的，鬼神见了都要退避三舍，就连我奶奶身边那位红裙女子都吓得半夜给我奶奶托梦，说到深山里躲一躲，将来有缘再见。那棵神奇的老槐树，文革来了以后就开始装死，一装就装了十年，可见当时那种鬼神皆惊的可怕程度。
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父亲跟王思河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角落里，想要开口跟别人说话，就得先对上语录，例如，别人说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你就得赶紧对一句：“会当水击三千里！”要是三个人在场，这个说：天要下雨，另一个说：娘要嫁人，最后一个赶紧说：由他去吧……
你要是对不上来，那你就摊上大事儿了，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都是有可能的。
我父亲跟王思河在火车上基本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是两个人小声嘀咕，绝不让第三个人听见。不过，车上人多，大多还是年轻人，也没人留意他们。
那时候都是慢车，硬座绿皮车，烧煤的那种蒸汽火车头拉着。我父亲跟王思河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才到达北京。离开家的时候，他们两个每人身上带了几个窝窝头，下车的时候已经吃完了。两个人身上还带着五毛钱，五毛钱已经算是不少了，我奶奶辛辛苦苦干十天的活儿才能挣五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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