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人过一千，样样俱全；人过一万，无边无沿。
这句话说死了。
在美利坚这片神奇的热土上更是如此，美利坚本地的生态早就被一群老爷们玩坏了，他们把人群横向切割，人为的造就了无数的群体。
比如大名鼎鼎的97种性别。
LGBT这个词是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欧美那边又经历了新一轮的思想运动。
几百年前，欧美在文艺复兴之后走向强盛，而几百年后的今天，他们正在经历一场“性别复兴”。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性别平等和人权的进步，为跨性别群体提供了选择自我认同的自由。反对者则担忧这一趋势可能导致社会混乱，甚至违背了基本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常识。
事实上，性别认知的多样性确实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它使得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界定；另一方面，它也对传统的家庭、教育、就业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学校是否应该根据个体的性别认同来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服务？雇主是否应该根据个体的性别认同来安排工作岗位和薪酬？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另外还有一些奇葩团体，比如国际地平协会。
嗯，他们认为世界，也就是地球是平的，不是个球形！
别笑，真的有很大一群人真的认为地球是平的！
当然这都是小kiss。
矛盾最尖锐的群体，是那些所谓的红脖子和主流精英人群！
“红脖子”这一称呼，最早能追溯至19世纪末的美国南方那时在南方的种植园里，白人农夫，而且在酷热的阳光下，长时间地弯腰劳作，他们的脖子被晒得通红。“红脖子”这个外号，就这样产生了一开始它只是个一般的外貌描述；不过随着社会持续地发展，它慢慢地演变成一种带有贬义的标签。
美国刚建国之时，北方与南方，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北方靠着工业，迅速地崛起了，经济十分发达，教育资源也很丰富，而且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南方呢主要是农业种植园经济，严重依赖黑奴劳作。时间一长，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白人中的底层群体，即后来被称作“红脖子”的那些人，在经济教育以及社会地位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北方白人。他们被困在贫困里，很难摆脱困境，自然而然就成了被歧视的对象。现在很多人一提到“红脖子”，就觉得他们很贫困，而且在文化层面较为滞后，甚至会鄙夷地唤他们作“whitetrash”（白垃圾）。其实这般看法存在偏颇，“红脖子”这一群体亦有自身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模式，不可一概而论地予以歧视。
这种歧视，不单体现在日常言语以及态度当中；而且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就业机会方面、教育资源获取等方面也有所体现。其实这种现象反映出社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且需要共同去关注和改善。
“红脖子”群体在社会里被边缘化，很难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
在一些城市，于高档社区以及优质学校附近，甚少能够瞧见“红脖子”。他们大多，住在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孩子也只能，上教育质量不太好的学校。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红脖子”群体可没有逆来顺受，他们一直在抗争，想改变自己的命运。20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兴起，“红脖子”们积极参与，为争取自己的劳动权益而斗争。
他们组织工会，举行罢工，和资本家艰难谈判。虽然这些斗争没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处境，但也让社会开始关注他们的诉求。1912年的“面包与玫瑰”罢工，就有很多“红脖子”工人参与，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作环境。
在民权运动时期，“红脖子”群体的态度很复杂。
一方面，部分“红脖子”受种族主义思想影响，反对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红脖子”意识到，他们和黑人一样，都是被压迫的底层群体，开始和黑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社会不公。这种内部的分化和转变，反映出“红脖子”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挣扎与探索。在一些城市的抗议活动里，能看到“红脖子”和黑人站在一起，高呼平等与正义的口号。近些年，“红脖子”群体在社会里的地位和形象慢慢有了变化。一些“红脖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不再把“红脖子”当成耻辱，而是把它当成独特的文化符号，自豪地宣扬。他们通过音乐、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展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想打破外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美国乡村音乐里，有很多作品描绘了“红脖子”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家乡、家庭和传统价值观的热爱。
像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就唱出了对家乡西弗吉尼亚山区的眷恋，那里正是“红脖子”聚居的地方。在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里，“红脖子”的形象不再单一负面，而是被赋予了更多人性和情感，展现出他们在困境中挣扎、奋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电影《猎凶风河谷》就刻画了一位生活在怀俄明州的“红脖子”捕猎者，他在面对案件时展现出的勇敢和正义，颠覆了人们对“红脖子”的固有认知。“红脖子”群体的经历，是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段复杂又沉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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