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能使用核弹的情况下，只要天启不做人，很多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
要知道这个国家以前一直都很矛盾，曾经他们是整个中东的中心，他们是所有伊斯兰国家的领袖！但也是他们最先和那个吵闹的邻居达成和平协议，这导致他们从领导地位直接跌落，甚至一度沦落到谁也不在乎的小透明。
这种反差让这个国家的人民非常的矛盾，他们以自己曾经是众多国家的领导者而骄傲，也为那次逃跑感到可耻。
而这种矛盾在随后的时间中，演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情绪……仇恨！
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大洋国公民每日必观的“两分钟仇恨视频”揭示了一种深层的情感转变。他们集体围观被指控为叛徒的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演讲，视频中的他攻击大洋国。起初，人群还显得和蔼可亲，但几秒钟后，他们的情绪便彻底爆发，转化为愤怒的暴徒，对果尔德施坦因的影像进行侮辱，并投掷物品。甚至连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也未能幸免，被这种情绪所感染。奥威尔生动描绘道：“一种可怕的恐惧与报复的狂喜交织，一种渴望杀戮、折磨、甚至用大锤砸脸的冲动，仿佛电流般席卷了整个礼堂，将人们变成了冷酷而疯狂的尖叫者。”
尽管这种情境或许带有虚构成分，但它所描绘的仇恨情感的恐怖与影响力却真实不虚。仇恨，这一源自古英语“hete”的词汇，通常被定义为对某人或某物的强烈、极端的敌意与厌恶。这种情感往往源于恐惧、愤怒或伤害感，涵盖了从日常生活中的小摩擦，如“讨厌花椰菜或做拼写作业的孩子”，到更为复杂的政治、宗教或民族冲突。尽管仇恨可能与其他情绪如恐惧或愤怒相互关联，但它却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情感体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敌意”这一复杂情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其命名为“misos”。他认为，仇恨源于对某人本性的负面评价，这种厌恶情绪强烈到使人产生对对方的伤害冲动。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人们可能因讨厌某人或一群被贴上相同标签的人而心生仇恨。
要深入理解仇恨的本质，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探索，包括历史、社会学等视角。然而，首要的任务是揭示仇恨如何在大脑中产生，并探寻其根源所在。若你热衷于重金属音乐，或许曾为铁娘子乐队的经典之作“There's a Thin Line Between Love and Hate”（爱与恨的微妙界限）所打动。而事实上，这些歌词所传达的深意，在神经学领域竟也找到了印证。2008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他们招募了17名受试者，这些受试者均对另一个人怀有强烈的恨意，通常是因为情感或工作上的纠纷。在受试者观看他们讨厌的人的照片时，科学家们利用核磁共振扫描仪详细观察了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壳核和脑岛这两个大脑区域在活动上表现尤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当受试者观看爱人的照片时，这两个区域同样会呈现出兴奋状态。壳核作为身体运动系统的一部分，其活跃度在仇恨和爱情两种情绪下都显着提升。科学家们推测，这一区域可能负责为所爱之人提供保护，以应对被憎恨者的任何潜在侵略或恶意行为。但研究人员也揭示了爱与恨之间的关键差异。在观看所爱之人的照片时，与逻辑判断和批判性思维相关的额叶皮质区域通常会变得相对不活跃。然而，当受试者面对他们讨厌的人时，这一区域的活跃度却保持较高水平。
但即便人类步入了农业文明，并构建了复杂的社会结构，这种深藏的恶意依然如影随形，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从《创世纪》到印度吠陀经文，再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仇恨一直是人类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元前4世纪的狄奥根尼·拉尔修甚至将其定义为一股“不断增长或持久的希望某人遭遇不幸的欲望”，并将其归类为困扰人类的非理性情感之一。在古代，人们对仇恨的情绪常常付诸实践。例如，公元前二世纪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就因罗马人夺取了他祖国的关键领土而发誓永世为仇。这份仇恨如同锋利的剑刃，时刻刺痛着他的心灵，也激发他多次以少胜多地击败罗马军队。然而，罗马人的回应同样残酷无情。在公元前146年，他们决定将“讨厌”的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抹去，罗马军队将迦太基城彻底摧毁，逐屋搜查并杀死了所有居民。从公元前5世纪的佛法和基督教新约，到伊斯兰古兰经，世界上的众多圣典都明确谴责仇恨，告诫信徒不应憎恨他人，并避免采取不公平的行动。然而，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仇恨情绪却如同野火燎原。以1453年为例，威尼斯医生尼古拉·巴尔巴洛目睹了土耳其人洗劫拜占庭基督教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惨状。他描述道，土耳其人表现出与罗马血洗迦太基时相似的仇恨行为，无论男女老少，都难逃弯刀的屠戮。即便在和平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也充斥着憎恨他人的现象。这种极端情绪甚至在法律上有了专门的术语——inimicitia（拉丁语中的“敌意”）。在意大利，这种深重的怨恨演变出了“仇杀”的习俗。在这种习俗中，一个人的亲属和后代被赋予了寻求复仇的义务，无论复仇之路多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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