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最出名的治国政策，便是重文轻武。宋朝统治者深信饱读经书的文人们能够大力推动国家的发展，并使整个社会良性发展。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怕武将权力太大，谋自己的位。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科举考试在民间的普及率和参与率大大提高，无数平民百姓凭着考试这一手段脱颖而出，一步一步爬进宋朝的政治核心圈子。正因为出身平民阶层，他们普遍对下层平民百姓有着更深的了解和同情，连带着对他们造反活动也有着更广的包容之心。曾出任湖南提刑的宋慈曾这样说道：“湖南之盗贼，多起于下户穷愁，抱冤无所伸。“他们认为人民之所以会起义，绝非是出于野心，而是遭遇了不可逆转的变故导致失去了生计，如天灾、贪官和政府的不作为。显然，事实也正是如此，毕竟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怀揣着一颗想要当皇帝的心。因此，他们并不主张采取军事手段来对起义军们进行打击。相比之下，对他们进行招安，则完全能够避免人命如草芥般倒下的残酷场面，这一社会问题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还有很多官员也很清楚，这些盗匪，多数都是活不下去了。
宋仁宗年间，大臣包拯向当朝皇帝献上一封奏折，他先是说这三十多年来朝廷官吏增长了一倍多，比政府真正需要的官员多了几倍，而且财政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两倍多。于是，他指出了问题所在，纳税的人数没多大变化，而土地的收成相比前几年是有减无增，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长得如此多，这是为什么？原因只能有一个：当朝征税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横征暴敛。关于宋代税收之重，另有宋官员晁说之，曰：“宋赋、役几十倍于汉”。甚至还有人得出：虽然宋代人口和疆土不及汉唐，但国家财政税收却比唐朝多7倍的结论。可见，宋朝税收是如此之重。包拯继续说，由于朝廷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事需要花钱，于是在征收之外还发明了一个新花样，叫作“折变”。比如江浙地区，一斗小麦折算成34文的税，但地方发运司部门却把规定改成将小麦折算成钱，每斗小麦折算成94文的钱，结果是百姓的负担变成以前的3倍重。宋朝除了“折变”以外，还有“支移”。支移，是指每户人在上交实物来纳税时，由于北宋政府想让不足的地方用别处剩余的来弥补，于是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民众不要把实物缴纳到本地部门，而是去北部边疆的宋朝军队驻守之地交纳。因此，这种纳税地方发生转移的行为叫做“支移”。其实，原本应是民众在离自己家近的地方缴纳实物，再由北宋政府统一安排地方官员将实物集中向边境运输。然而，转运这种应是朝廷本分的工作，却也要让作为纳税人的民众来承担，因此运输途中若是遇到偷窃抢劫、丢失损耗等事故，自然都是民众来承担。北宋政府可谓精心设计了这样一种妙策，不仅大大缩减了自己的成本，还解决了边疆军队的粮食问题，却让平民百姓来承受更多的负担。北宋当初在统一过程中，为了能成功消灭掉各个地方的割据政权，就大量鼓吹说凡是我朝军队所到之处，都把首要任务放在“去民疾苦”上，减少那些苛捐杂税。结果实际上，北宋政府成功继承了割据政权们对各种各样杂税的征收，连后来朱熹都说前朝的盘剥之法“本朝皆备”，民众的负担不减反增。之所以说宋朝的征税范围跟之前朝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于平民百姓的平常劳动生产、所有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征税。比如，进京赶考走远路经过税务关卡、身上带有的铜或铁制的钱币要被征税，结婚娶妻或把女儿嫁出去要被征税，家里起房子要收税，还有犁头等农具也要征税，等等。而这些所征之税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就比如“酿酒曲钱”税。在南唐时期，政府除了征正税之外，另有十余项杂税。其中的“酿酒曲钱”税到了宋朝后，官方已明令规定不许民众私人造酒，然而却对原南唐统治范围内的地方民众，依然征收“酿酒曲钱”这个税。各种各样名义的税收铺天盖地而来，宋朝的民众活得如同韭菜一般。
除了征税方面，在生活必需品的购买上，朝廷的盘剥丝毫不松懈。北宋和金国结盟灭掉辽国后，收复了辽国的部分领土。原来辽国统治时期的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可以用10文钱左右来买到食盐一斤，宋朝接管这片土地后，改用自己一直使用的食盐朝廷垄断专卖的做法，把食盐价格提高到每斤200至300文钱，这价格竟是原来的20多倍。故而可以说，恪守着“祖宗家法”的宋朝皇帝们，似乎没有把民众生活贫困列入重视的范围内，因为他们认为真正能危及到皇权稳固的是政府的吸取能力。所以，要是能穿越回某个朝代，除非你是士大夫，若是平民百姓，宋朝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实际上真正能注意到底下平民生活的官员并不多！所以可想而知宋朝平民生活有多地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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