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初春，大概是京城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环境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间段。
市场经济的春风已然拂过街头巷尾，计划经济的余温却还裹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气。
两种气息交织在腊月的寒风里，让这年除夕前的京城街景，一半是生活渐好的雀跃，一半是经年未改的温情。
抬头望，京城的天际线上塔吊林立，钢铁的骨架刺破灰蒙蒙的天。
那是城市拔节生长的声响。
再低头看，大街两旁俨然成了个露天家具城，年底搬家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
都着急搬进新居去过年，那是乔迁之喜的味道。
街头巷尾的广播喇叭里，新年序曲的欢快旋律里，总穿插着评书连播的跌宕起伏，间或还会跳出来房管部门的声音，一遍遍念叨着“商品房才是大势所趋”。
这话听在老北京人耳朵里，说不清是迷茫多些，还是对砖瓦房换楼房的期待多些。
马路上的汽车依旧算不上多。
桑塔纳、捷达是机关单位的常客，被称为“蝗虫”的“面的”突突跑着，成了寻常百姓出门的新选择。
刚上市的长安奥拓小巧玲珑，停在路边格外惹眼，那是私人车主们的新宠，圆了不少人“开自己车”的梦。
临街的商铺早早就换上了“年节特惠”的红底金字招牌。
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擦得锃亮，却难掩颓势——不少柜台都挂出了出租的牌子。
西单购物中心倒是人声鼎沸，成了市民赶年集的新去处。
斜对面的百货大楼门前，长队排了一溜儿，大多是等着买带鱼、黄花鱼的主妇，手里攥着布袋子，嘴里唠着家常。
旁边的副食店里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酱油、醋、料酒的柜台前，售货员扯着嗓子算账。
散装的花生、瓜子用报纸包成三角包，摞得老高。
虽说早就不限购了，但大家伙儿还是习惯多囤点儿，毕竟是过年。
零食区永远是最热闹的地界。
电视里正循环播放着娃哈哈营养液的广告，“甜甜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的调子，小孩儿们都能跟着哼。
这口服液去年销量就破了亿，成了家长给瘦弱孩子补身体的首选。
货架上还摆着刚上市的乐百氏奶，两三块钱一碗的八喜冰激凌，还有装在塑料袋和正方形铁皮桶里的康莱蛋酥卷。
蛋酥卷咬一口酥脆掉渣，奶香浓郁得化不开，连尝惯了国营点心铺传统蛋卷的大人都忍不住咂舌，“人家这东西做得，是真不一样，太惊艳了！”
西单购物中心一层的糖果大厅，更是孩子们的天堂。
花花绿绿的进口或合资糖果装在敞口大罐子里，不用花哨的糖纸包裹，单是那鲜亮的颜色就极具视觉冲击。
五六元一斤的价格，在这个时代绝对算得上奢侈，可架不住家长过年的心意，总要给孩子称上半斤八两，解解馋。
傍晚时分，暮色四合，几乎每条街上都支着电烤箱。
里面烤得油光锃亮的八珍烤鸡滋滋冒油，偏甜的口感和后来的奥尔良烤鸡有些相似，香味儿飘出去半条街，受欢迎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街角的烤羊肉串小摊。
单位大院里也透着年味儿。
职工们忙着开年终总结会，散会时每人手里都拎着米、面、油的福利，推着二八自行车往家赶，车后座的麻袋沉甸甸的，脸上的笑容却比蜜还甜。
邮局里的长队从早排到晚，有人寄贺卡、汇钱给远方的亲友，有人踮着脚打听出国的手续——《京城晚报》正连载《京城人在纽约》，第一批公民赴新马泰旅游的消息也登了报，出国热就这么悄然在京城的空气里弥漫开来。
年轻人的娱乐方式更是多不胜数。
胡同口有踩着滑板呼啸而过的少年，健身房里传来杠铃碰撞的声响，游戏厅和录像厅的门帘挑得老高，里面的喧嚣声浪一阵高过一阵。
那些靠做生意先富起来的人，则扎堆在卡拉 OK歌舞厅，霓虹灯管闪烁着暧昧的光，粤语歌的调子混着酒杯碰撞的声音，是属于新时代的热闹。
皮尔卡顿旗下的美尼姆斯餐厅，还借着情人节撞上除夕夜的巧劲儿，推出了情侣套餐，引得时髦的年轻人争相追捧，也让这个“花钱的日子”渐渐有了名气。
不得不说，改革开放吹来的春风，让京城人的生活多了太多从前不敢想的新选择。
这满街的热闹，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光景。
临近除夕的最后一两天，街头的喧嚣渐渐淡了些，年味却愈发浓郁。
胡同里的红灯笼一盏盏挂了起来，红彤彤的映着灰墙黛瓦。
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上了春联和福字，有的人家还会在门框上挂两串干辣椒、玉米穗，透着一股子丰收的喜庆。
孩子们穿上了新做的棉袄棉裤，有的还裹着时髦的羽绒服，戴着毛茸茸的帽子，在胡同里追着跑。
不过虽然天寒地冻的，爱俏的年轻姑娘却不肯穿得臃肿，毛衣外面套件风衣，彩焗的头发露在外面，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走，成了胡同里一道亮眼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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