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调节理论与K疗法是想通的，它的理念无疑是先进的。但是杨平的理论仅仅是假说，要用实验来验证绝非易事，他的K疗法就是这种假说理论的实践，但仅仅几种肿瘤的治疗还不够，还不能说明这种理论的普适性。
杨平决定将这个理论应用在其它非肿瘤的患者，但是要想应用没这么简单，必须要能够对该疾病现有的一些医学理论进行融合和沟通，所以对非肿瘤患者的病例选择极其严格。
曼因斯坦教授就从柏林打来电话。
“教授，我可能找到了验证你理论的最佳病例。”曼因斯坦在电话那头神色严肃，“一个27岁的女性，林奇综合征。”
杨平立即坐直了身体，林奇综合征——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综合征，患者携带DNA错配修复基因的胚系突变，一生中罹患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胃癌等多种癌症的风险极高。这是一种从系统层面就存在缺陷的疾病：全身细胞的DNA修复能力先天不足，导致突变累积，最终引发癌症。
的确，这是绝佳的病例。
“她还没有患癌，”曼因斯坦继续说，“但基因检测显示她携带MSH2基因的致病突变，结肠镜发现数十个腺瘤性息肉，胃镜发现早期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全是癌前病变。按照标准指南，她应该立即接受预防性全结肠切除和定期内镜监测。”
“但她拒绝了手术，”杨平猜测道，“想尝试新方法？”
曼因斯坦调出患者的完整病历，“她是一位小提琴家，刚签约欧洲一个顶级交响乐团。手术和后续恢复会严重影响她的职业生涯。更重要的是……”他顿了顿，“她听到你的理论之后想尝试，即使失败，她也无所谓，那个时候再考虑传统疗法不迟。”
“她想尝试K疗法在其它疾病的应用？”杨平问。
“对，她想尝试的是你文章里提到的‘调节系统，预防错误’。”曼因斯坦语速有点快，“她读了你在《医学》期刊上的所有文章，包括那篇哲学论文。她说：‘如果你们真的找到了与身体对话的方法，我想成为这个对话者。’”
杨平沉默片刻：“但K因子目前只用于已确诊的癌症，而且是针对TIM过表达的肿瘤。她的情况不是很适合，如果进行治疗，完全是实验性的。”
“她的结肠息肉活检显示，所有腺瘤细胞都异常高表达TIM-F家族成员，而且表达模式很不稳定，有些细胞高表达，有些低表达，正是你提到的‘身份状态混乱’。”曼因斯坦调出单细胞测序数据，“更关键的是，她的正常结肠黏膜细胞，TIM表达水平也显着高于健康人，且呈现波动。”
杨平的眼睛亮了：“这意味着她的整个结肠上皮细胞的身份系统都处于不稳定状态？”
“我们初步是这么认为的，DNA修复缺陷导致突变累积，突变可能干扰了细胞身份维持相关基因的表达调控，导致TIM系统紊乱。紊乱的系统更容易被进一步劫持，就像安保系统漏洞百出的建筑，更容易被非法占据。”
“所以你认为，”杨平快速思考，“如果我们能在癌变前调节这个不稳定的身份系统，恢复其稳定性，也许就能预防癌症发生？并且治愈这种疾病。”
“这就是她想验证的。”曼因斯坦点头，“而且她愿意成为这个实验的一部分，定期活检、血液监测、全身多组学分析，甚至植入式传感器监测局部微环境变化。”
杨平深吸一口气，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用调节方法干预癌前状态，目标是预防而非治疗；患者年轻，没有晚期癌症患者的紧迫性，但要求更高，不仅要有效，还要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
不过这种疾病的确非常适合将K疗法从肿瘤往外拓展，因为它目前处于肿瘤和非肿瘤的中间状态，如果能够成功，将成为将K疗法向非肿瘤领域推进的铺垫。
“我需要和团队讨论，”杨平说，“这是一个完美的验证案例，如果调节真的能预防癌症发生，那将比治疗已形成的癌症意义更大，也进一步验证我的假说是正确的。”
“我三天后带她来南都，”曼因斯坦说，“她的名字叫艾琳娜·沃尔科娃，俄裔德国人。顺便说一句，她同时也是分子生物学博士，研究方向就是细胞命运决定，所以她完全理解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电话挂断后，杨平在办公室静坐了十分钟。
然后他打开《黄帝内经》，翻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两千年前的文字，此刻读来字字千钧，里面透出的理论是如此先进，与他发现的假说不谋而合。
当天，杨平将自己团队成员召集起来。
杨平简要介绍艾琳娜的病情：27岁，MSH2突变，多发腺瘤，拒绝预防性手术，要求尝试系统调节的K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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