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太平洋资本香港办公室召开战略会议。
马克汇报战果：“过去一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十五个项目，总投资额十亿美元。其中十一个是从日本企业手里抢来的。日本企业现在看到我们就怕，有些项目听说我们要参与，直接退出。”
“效果很好。”苏宁说，“但要注意方式。商务部找我们谈了，希望我们别太张扬。”
“那怎么办？不抢了？”
“换种方法。”苏宁说，“不公开抢，提前布局。日本企业关注什么行业，我们就提前研究，在他们谈判前就和地方政府接触。这样看起来不是抢，是我们先谈的。”
管伟点头：“这个办法好。我们可以建立情报网，跟踪日本企业的投资动向。他们刚有想法，我们就行动。”
“具体怎么做？”马克问。
“第一，在日本商会、日本企业里发展线人，了解他们的计划。”管伟说，“第二，和地方政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提前知道招商信息。第三，重点突破几个关键行业——汽车零部件、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这些是日本的核心优势，打掉这些，他们就真没路走了。”
“汽车零部件难度大。”马克说，“丰田、本田这些巨头，在中国根深蒂固。”
“那就从配套做起。”苏宁说，“比如汽车音响、轮胎、玻璃。日本企业做，我们也做，做得比他们便宜，技术比他们好。慢慢渗透。”
计划定了。
太平洋资本开始更隐蔽、更系统的“替代日本”战略。
1992年下半年，日本尼康公司计划在苏州建一个半导体光刻设备维修中心。
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一台几千万美元。
维修和保养是持续的收入来源，也是技术控制的关键。
尼康谈判很顺利，苏州方面很欢迎——这是高技术项目。
但就在签约前一周，太平洋资本找上门了。
这次不是管伟出面，是一个新组建的团队，负责人叫李明，美籍华裔，在英特尔干过十年设备工程。
“王市长，听说尼康要在苏州建维修中心？”李明问。
“对，已经谈妥了。”苏州副市长点头。
“我们也有兴趣，而且我们能做得更好。”李明说，“尼康只做维修，不做技术培训。我们承诺，建立培训中心，为中国培养光刻设备工程师。尼康的核心零部件要从日本进口，我们承诺三年内实现50%的本地化采购。尼康的服务价格是市场价，我们打八折。”
“你们有技术吗？光刻设备很专业。”
“我们当然有。”李明拿出资料，“太平洋资本和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专门做半导体设备服务。应用材料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商，技术不比尼康差。”
副市长心动了，但很为难：“可我们已经答应尼康了……”
“商业谈判，没签合同前都可以谈。”李明说，“而且，我们还可以增加投资：尼康投三千万美元，我们投五千万。另外，我们承诺在苏州建立研发中心，五年内雇佣五百名本地工程师。”
条件太优越了。
苏州方面连夜开会，最后决定：项目给太平洋资本。
尼康方面气得要死，但没办法——他们给不出更好的条件。
……
到1993年底，日本企业在华投资陷入了困境。
凡是他们想投的项目，太平洋资本就来抢。
凡是他们谈好的条件，太平洋资本就能超越。
日本企业内部开始流传一个说法：“太平洋资本盯着我们，专门走我们的路，让我们无路可走。”
有些日本企业改变了策略：避开太平洋资本关注的行业，投资冷门领域。
但太平洋资本也跟进了，只要日本企业投的，他们都跟进。
有些日本企业干脆放弃中国市场，转投东南亚。
但太平洋资本也在东南亚布局，虽然不像在中国这么激进，但也是竞争对手。
尤其是太平洋资本在中国的布局落地，大量的优质产品倾销东南亚市场，所以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绝对不可能有前途。
日本媒体开始报道：“太平洋资本的‘狙击战略’——美国资本如何在中国围剿日本企业。”
报道里分析：“太平洋资本背后是苏宁，华裔世界首富。他对日本企业有系统的竞争策略，旨在削弱日本在亚洲的制造业优势。这不仅是商业竞争，可能还有地缘政治考量。”
日本经济界开始重视这个对手。
但重视也没用，太平洋资本有钱，有技术，有决心。
到1994年，太平洋资本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二十亿美元，建立了三十多个制造基地，涵盖电子、机械、化工、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
其中至少二十个项目是从日本企业手里“截胡”的。
这些项目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培养了大量的本地人才，也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地方政府很喜欢太平洋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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