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中心的梧桐街算不上杭州的主干道，平日只有零星的电动车和散步的老人。
可那天下午三点零七分，一声刺耳的急刹突然撕开了这份平和。
紧接着，就是金属扭曲的巨响，就像一把钝刀割过平静的空气。
红色马自达的轮胎在路面拖出两道黑褐色的印记，最终像脱缰的野马般狠狠撞向路边护栏。
路边倒霉的护栏瞬间弯折变形，断裂的金属碎片带着尖啸飞向人行道。
而驾驶座里，安全气囊“嘭”地弹出，将女司机的脸完全裹住。
她只觉得额头一阵灼热，伸手去摸时，指缝里全是温热的鲜血，可比起身体的痛，更让她窒息的是窗外那片混乱。
护栏的另一侧，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就从背后袭来，飞溅的金属碎片擦过他的小臂，下一秒，他整个人就像断线的风筝般被掀翻在地。
“有人出事了！”路人的尖叫此起彼伏。
一名胖乎乎的阿姨慌忙得掏出老年机，手指不停的颤抖着按了三次才拨通120；卖水果的大叔扔下秤杆冲过来，想扶重伤的男孩却又不敢碰上前。
而此时的男孩蜷缩在地上，深色牛仔裤从膝盖往下已经被血浸透，怀里的书本已经散了一地，书页被血渍染得发皱，像一张张哭花的脸。
女司机被路人从驾驶座扶出来时，还在不停发抖。
她看着地上昏迷的男孩，嘴唇哆嗦的不停说着“对不起”，却连声音都低得像蚊子叫。
十分钟后，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然后将两名伤者拉向最近的杭州人民医院。
急诊室的白炽灯亮得晃眼，护士长戴着无菌手套，小心翼翼地翻查男孩的牛仔裤口袋。
一张边缘磨损的身份证先掉了出来，照片上的男孩穿着白衬衫，眉眼干净，嘴角带着点腼腆的笑；紧接着是张皱巴巴的学生证，塑封膜已经裂开，上面的字迹却清晰……
“江浙大学计算机系2012级新生，苏宁，学号”。
“1995年生，山东青岛人……”护士长轻声念着，转头看向值班民警老张，“联系学校吧，得尽快找家属。这孩子看着才十七八岁，爸妈要是知道了，该多着急。”
学校档案科的电话接通时，负责档案的老师正在整理新生资料。
听到苏宁出事的消息，她愣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连忙翻出紧急联系人信息。
那是两个山东号码，备注分别是“父苏大强”“母王秀英”。
电话拨过去时，苏大强正在青岛老家的海鲜市场进货。
他接起电话，听见“苏宁车祸”四个字的瞬间，手里的塑料筐“哐当”掉在地上，螃蟹爬了一地。
王秀英在一旁算账，看见丈夫脸色惨白，抢过电话听完，当场就哭晕过去。
两人顾不上收拾摊位，找邻居帮忙看店，揣着银行卡就往飞机场的方向跑，一路上王秀英攥着儿子的照片，眼泪把照片都打湿了。
等他们赶到杭州人民医院时，苏宁已经被推进了神经外科病房。
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他们看见儿子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监护仪发出“滴滴”的轻响，每一声都像敲在他们心上。
王秀英趴在门上哭，苏大强背过身去抹眼泪，指节因为用力攥着衣角而泛白。
这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是他们老两口一辈子的骄傲，怎么就突然遭了这种罪？
接下来的七天七夜，苏大强和王秀英就守在病房外的长椅上。
王秀英每天都要隔着玻璃看儿子好几遍，嘴里念叨着“宁宁快醒”；苏大强则每天去医生办公室问情况，回来再强装镇定地安慰妻子。
可神经外科主任的话像块石头压在他们心头……
“脑水肿还没消，额叶和颞叶的损伤可能影响意识，能不能醒，还要看他自己的意志。”
第七天深夜，走廊里的灯光昏昏沉沉，王秀英靠在苏大强肩上打盹，手里还攥着给儿子织到一半的毛衣。
神经外科主任带着住院医师查房，脚步放得很轻。
他走到苏宁床边，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瞳孔，又看了眼监护仪上的数据，声音压得很低：“脑水肿高峰期过了，但额叶和颞叶的损伤还在，风险没降。要是明天再不醒，就得考虑做进一步的干预治疗，比如高压氧或者神经修复术。”
病房外，王秀英刚好醒过来，把这话听得一清二楚。
她红着眼睛攥紧丈夫的手，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医生说……说要是再醒不过来，可能就……”
“别胡说！”苏大强打断她，可自己的声音也在颤，“儿子那么懂事，那么要强，他肯定能醒的。咱们再等等，再等等。”
仿佛是听到了他们的话，监护仪突然“滴滴滴”地加快了频率。
苏大强和王秀英猛地站起来，扒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
只见苏宁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像一片被风吹动的叶子，却是没有被苏宁的父母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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