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Shirley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她应该才是真正的决策者。顾思源在给她铺路。”
“那我们明天……”
“按原计划。”Shirley转身走向酒店大堂，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声音清晰而稳定，“但所有数据，再核对一遍。特别是那三个项目的政策风险模拟——顾雨霖是剑桥金融硕士，她看得出来漏洞。”
回到房间，她脱掉高跟鞋，赤脚走到窗前。
窗外，SZ的夜景璀璨得像一场永不落幕的电子烟花。她打开笔记本，调出明天要演示的PPT，一页页翻过去。
数据。图表。模型。风险评估。
一切都完美。
完美得像顾雨霖说的——“正确得滴水不漏”。
她闭上眼，手指按了按太阳穴。
眼前闪过一些画面：很多年前，她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谈判，紧张得手心出汗，在卫生间里反复背数据。后来是纽约，是伦敦，是香港……一场又一场，一年又一年。
她学会了永远保持微笑，学会了怎么回答各种刁钻问题，学会了在对方说“你太正确了”时，礼貌地回答“谢谢夸奖”。
也学会了，把某些时刻——比如三万英尺高空的那次擦肩，比如烂尾楼雨夜的火光——锁进记忆最深处，然后继续扮演那个“正确”的Shirley。
因为这个世界，韩安瑞们只相信“正确”。
不相信“感受”。
她睁开眼，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一行字，加在PPT的最后一页：
【真正的风险，往往隐藏在所有人都认为‘正确’的路径之外。】
然后保存，合上电脑。
窗外，夜色深重。
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而她，已经准备好了。
用她这些年学会的一切——那些“正确”的、精致的、毫无破绽的一切——
去赢。
.
上午八点五十九分，深湾一号顶层会议室。
巨大的环形落地窗外，海水在晨光里泛着铁灰色的光。会议室中央的长桌是整块黑胡桃木，桌面上除了矿泉水瓶和电子桌签，空无一物——这是顾家的规矩：真正的谈判桌上，不该有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Shirley坐在客位第一席，左手边是威廉，右手边是团队的数据分析师和技术顾问。她面前摊开一本皮面笔记本，但没拿笔，双手交叠放在桌沿，指尖微微相触，像某种静默的手印。
对面主位空着。
九点整，门开了。
顾思源先走进来，还是那身浅麻色中式上衣，沉香手串。但今天他身后跟着的不是顾雨霖，而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短发，金丝眼镜，穿深蓝色套装，手里拿着一个老式的皮革活页夹。
“这位是秦律师，顾氏的法律顾问，跟了我二十年。”顾思源温和地介绍，“雨霖临时有事，今天会议由秦律师代表她参与。”
Shirley起身，握手。秦律师的手很凉，握手时几乎不用力，眼睛透过镜片迅速扫过她全身，像海关的X光机。
众人落座。
“白小姐，”顾思源开口，笑容和昨晚一样和蔼，“昨晚雨霖回去后很兴奋，说很久没遇到像你这样‘有趣’的合作伙伴了。所以我们决定，把原定两个小时的会议，延长到上午全部时间。秦律师会代表雨霖，对你们的方案提出一些问题。”
他顿了顿，手指拨动珠串：
“希望白小姐不要介意。年轻人嘛，做事总想更周全些。”
翻译过来就是：我女儿不信任你们，派了最严苛的律师来扒你们的皮。
Shirley微笑：“应该的。顾小姐谨慎，是对合作负责。”
会议开始。
前半小时是常规演示。威廉负责讲市场分析，技术顾问讲新能源电池的技术路线，数据分析师讲财务模型。PPT一页页翻过，数字、图表、趋势线在投影屏上流动，像一场精密编排的舞蹈。
顾思源全程微笑点头，偶尔问一两个温和的问题。秦律师则一言不发，只在活页夹上快速记录，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九点三十分，演示结束。
秦律师合上活页夹，抬起头。
“白小姐团队准备得很充分。”她说，声音平板，没有起伏，“但我有几个问题，希望白小姐亲自回答。”
来了。
Shirley微微颔首：“请讲。”
“第一个问题。”秦律师翻开活页夹的某一页，“你们在财务模型第三十七页，预测未来预计投入建设的光伏电站的IRR（内部收益率）是18.7%。这个数字是基于什么假设？”
“基于三点。”Shirley没看任何资料，语速平稳，“第一，当地公布的2025年光伏上网电价上浮计划，我们已经拿到草案。第二，我们选择的三个项目地点，日照时数比行业平均值高11%。第三，我们合作的本地EPC（工程总承包）公司，施工成本比意资企业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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