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陈直先生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提出了与顾炎武、赵翼相类似的说法。
即是说，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后，用以涂金佛、写金经，消耗了大量黄金，而这样的消耗与造器物不同，是不可以回收的，因此使黄金日少一日。
佛门在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后，用以涂金佛、写金经，消耗了大量黄金，而这样的消耗与造器物不同，是不可以回收的，因此使黄金日少一日，逐渐缺乏。
佛庙寺院在中国的发展，在魏晋初期才形成气候，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昌盛。
黄金大量用于佛像和法器，应该是在佛庙寺院发展起来之后。
而中国黄金失踪，在西汉中期佛教尚未传入时就已经开始，所以说黄金用于佛教不能作为唯一的原因。
至于说黄金被用于制作器物，更不应是引起黄金总量巨额减少的主要原因，因为黄金在中国古代是称量货币。
黄金过多价格低贱时人们铸金为器，黄金稀缺价格昂贵时人们就毁器为金，不应该有黄金昂贵而人们大量铸金为器的道理。
史书记载，汉武帝开启崇尚奢华之风，这一变化是否使黄金更多地被用于奢侈器物，从而引起黄金的巨额减少。
其二，黄金被用于贸易——使大量黄金流向国外。
西汉以后我国黄金大量失踪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黄金外流到国外。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西域商路逐渐畅通繁荣，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是黄金外流最主要的原因。
东汉黄金数量减少，“是由于黄金的外流(赏赐外人)”、“贸易的入超(向大宛买马、明珠玻璃)”东汉黄金“最大的泄漏，乃是通过对外贸易、大量输出国外”。
其三，认为大量黄金被埋于地下。
唐任伍先生在《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一文中指出：西汉巨量黄金入东汉后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唯一的答案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另一部分则以金币形态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
战国至西汉，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攫取占有了大部分黄金。
人们纷纷贮存黄金，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占有并窖藏。
如：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
汉末王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
如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尺，号曰‘万岁坞’……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
而且，从后来出土的钱币中看，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物之量大确实惊人。
为什么他们贮存巨量黄金而没有用掉呢？
一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黄金以备用，二是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窖藏的黄金如纳粹德国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考察。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汉黄金并非是黄铜。
有专家认为，史书上所说的西汉巨量黄金其实并非真正的金，而是黄铜。
因为从历史上看，从秦汉黄金开采量和对外贸易看，西汉不可能冒出那么多的黄金来。
人们惯以“金”来称呼钱财，这就很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作“黄金”，而后人不察，竟以为是真正的“黄金”。
至于说西汉黄金是黄铜，张天元认为缺乏根据。
因为汉代时，金、铜的区别极明显，汉人从没有把金称为铜的例子，也从无“黄铜”之称。
而且黄金与铜币的重量单位和名称也不同，秦汉时代黄金以“斤”、“镒”为计算单位，而铜钱则称为“铢”或直接称“钱”，西汉时金与铜的区分是很明确的，如管理金矿的称“金官”，管理铜矿的称“铜官”。
另外，说是东汉黄金用于佛寺塑像涂金，当然有道理。
佛事用金的确惊人，到西藏布达拉宫和青海塔尔寺看看便可知道。
但问题是，佛事勃兴不是在东汉而是在南北朝，东汉时佛教刚传入不久，还不存在大兴寺庙、塑像涂金问题，即使有一些寺庙使用黄金，用量也微乎其微，它不能成为西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
说是对外贸易入超导致黄金流失，事实上也缺乏根据。
因为当时中国是商品输出国，大量丝绸输向西方，应该换回大量黄金才是。
封建统治者虽然为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有时也用黄金向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这并不常见，黄金用量不会很大，而且常常是使用军事胁迫，逼使外国称臣纳贡而得。
经过排除法，其实最后就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只有埋藏在地下这个可能性算是比较靠谱的。
有人说盗墓贼厉害，为什么没找到呢？
其实关键就在于盗墓贼他针对的只是墓葬而已，问题在于大量的黄金并非埋藏在墓葬之中，盗墓贼怎么会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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