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窑都是宫廷画家描绘，线条流畅精确。
而一些低仿的画者心里没底，才会用打底描摹的方法去依样画葫芦，自然画虎像猫，容易穿帮。
另外自然就是完美去掉“贼光”。刘大彬说，如果用柴窑，就把劈柴先用盐水浸泡一下再装窑，钠在高温下气化熏在釉面上，回烧出很柔和的“肉质感”，天然没有“贼光”；如果用电窑或者气窑，则需后期加工，或者是前期用电，后期用木炭；又或者在适当的时候往炉子里加一些盐水泡过的松树枝，结果都是一样的，像明清官窑真品一样油润、肥亮。
还有个过程是必须的，那就是制造“包浆”。又称“黑漆古”，是器物在悠悠岁月中因为灰尘、汗水，把玩者的手泽，或者土埋水浸，经久的摩挲，甚至空气中射线的穿越，层层积淀，逐渐形成的表面皮壳，显露出一种温存的旧气。
包浆无非是长期把玩摩擦造成的，刘大彬便雇佣一些老人，让他们用比较细腻的兽皮去摩擦，加速形成包浆。对于这种加工方法，张天元竟在网上也能搜索到同样的答案：除了兽皮，棉布也能制造包浆效果。
如果嫌手工麻烦，还有人使用药水浸泡的方法，现在西江陶瓷镇高仿者早已经摈弃了早年的高锰酸钾、氢氟酸等化学溶液的浸泡方法，因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而且会伤害釉面，而改用自然物质配合研制的溶液推陈出新，给瓷器泡出“包浆”效果。
瞒过专家，那还要瞒过科技测试。瓷器胎体用的是旧泥，化学成分与古瓷一致；釉面的年份则靠一种化学高手研制出来的药水浸泡，泡的时间越长釉面“年份”就越久。
说到药水。刘大彬还说了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要做一件乾隆年间的高仿品，由于药水浸泡时间偏长，拿到帝都做科技测试，竟然测出是400多年前明代的“真品”。他不得不返工。
最后一招是“假心真皮”。打算拍出天价的高仿品，不妨找一个差不多年代的真品锦盒，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拿出来“上拍”，那就更加威风八面了。
说实在的。听完刘大彬这一番话，张天元几乎是傻了眼了，连科技测试都能瞒过的瓷器，换了一般的专家，谁辨别的出来啊，那不是强人所难吗？
“其实我做这个还是心安理得的。”刘大彬突然笑了笑说道。
“心安理得？”张天元愣住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刘大彬的这种做法那都是造假啊，别人不找你麻烦也就是了，你居然还说自己心安理得？
“我们是打开大门做高仿、卖高仿。赚的都是辛苦钱，骗人的不是我们，而是拍卖行、古玩店，我们为何心虚？”刘大彬耸了耸肩说道：“兄弟你应该去过西江陶瓷镇吧？那里的高仿者从来就不会遮遮掩掩。”
关于刘大彬的这个说法，张天元倒是相信的。
其实一些名声在外的高仿大师，还喜欢复制知名作品，因为越是知名作品，越能凸显其技艺精湛、堂堂正正。
张天元认识一个姓黄的高仿大师，甚至还去过这位的家里。
在这个黄姓大师的展厅里，正中央陈列着两件堪称名动天下的瓷器高仿品。一件是“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一件是“万历五彩鹿纹罐”。前者在2005年英国佳士得拍卖行进行的“中国瓷器及艺术品”拍卖中，以1500多万英镑（合2.4亿元人民币）成交，拍出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价。后者则是帝都故宫博物院的珍稀藏品。
“‘鬼谷子下山’拍出两亿多元。拍卖前在上浦、帝都、香港预展，我去现场看过，还托了熟人，摸了摸真品，把所有信息都记下来，拍卖一成功。我的十件仿品就直接上市，堂堂正正卖的是高仿工艺品，售价是两万八千元一个，一下子全部卖光，最后一件卖到十二万元，现在流通市价已经要二十万元。”姓黄的大师告诉张天元说。
在这位大师的展厅里头，即便不是他亲手制作的“鬼谷子下山”，目前售价也要900元。
还有一位姓李的大师则仿制过2010年11月11日在英国拍卖的清乾隆官窑花瓶，当时真品以5160万英镑(约合5.5亿元人民币)成交，再次刷新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
“在拍卖的时候，我们就去观摩过，很多人看不到的细节，我们会注意，所有的照片、尺寸记录都有。现在仿制品在英国已经公开‘上拍’，成交价是五万英镑。”姓李的大师说这话的时候很是坦荡，就跟这会儿刘大彬的表情一样。
但即使是高仿品能卖到几万元至几十万元，在仿制者看来，他们挣的依然是“辛苦钱”。这位姓李的大师做了二十四年的高仿，觉得高仿的成本越来越高。
他告诉张天元说：“真正完全还原古瓷的生产流程和原料成本太高了。比如元青花高仿，以前到山上捡青花料不用钱，现在买一斤成本要一万元。前几年一吨高岭土六百元，现在要八千元，而一吨只能掏出三百斤使用。这些年我做高仿赚了不少钱，但也花了不少钱去研究。比如说宋影青，我会去上浦硅酸盐研究所做分子分析，回来研究配方，回去再测，直到过关……胎体还没做出来，已经花了不少钱。接下来描花、烧制……又是一系列很复杂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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