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属于考古学的文化范畴，上承凇泽文化发展演化而来。按照对良渚遗址出土物所做的物理炭14测年法，距今约5300年～4300年，也有晚于4000年的良渚遗址被发现，学术界取是按中间范围取值，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
良渚文化最早发现于上世纪30年代，最早的发现者施昕更。上世纪50年代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工作有诸多发现，先后发掘了上浦马桥、无锡鲜鱼墩遗址。1959年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乃先生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73年草鞋山良渚文化精美玉器的出土，更是将长江流域的玉文化一下子提早了上千年，堪称我国南方灿烂文明的奇葩，成为全世界玉器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终极藏品。
然而良渚文化古玉的仿制品，却也如影随形，一直在困扰着良渚古玉的收藏爱好者，早期仿品在宋代已经出现，帝都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宋仿的神人兽面纹良渚式玉琮。
张天元拿着手中的玉琮，对那持宝人说道：“这个叫玉琮，你知道吗？”
“什么是玉琮？”很显然这个持宝人对于自己手里的东西并不懂。
张天元笑了笑道：“玉琮在古代，主要被统治阶级作为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而这种祭祀仪式在清代仍然存在。西周时期的著作《周礼考工记》记载，琮作为礼器用时，它的大小规格应与其主人地位相匹配。这一点。考古学家从众多出土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主身份越显赫，殉葬品中的琮、璧就越多。似乎要显示生前的荣华富贵。玉琮用于随葬能说明墓主原有身份，成为其在各部落中权利和财富的象征。也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的一种葬制。”
“哦，是这样啊。”
“这件玉琮呈黄白色，有规则的暗黄色瑕斑，纹饰繁复精致。形为方柱体，内圆外方，通高88厘米，上下端为圆面的射，射径171至176厘米，正中有对钻圆孔。孔径49厘米。重达6500克。跟曾经发现玉琮王几乎是一模一样。”张天元接着说道。
“什么，玉琮王？”一旁闲着的马雍听到张天元的话，急忙就探过脑袋来看。
那件玉琮王他以前去江浙的时候见过，虽然工艺上来说，当然没办法跟很多后代的作品相比，但是却充满了神秘气息，现在居然在华夏之宝节目上遇到了一件同样的东西，他能不惊讶吗？
“马老，您来看看。根据我的判断，这东西应该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作品，不管是做工还是特点，都与那个时代特别相符。最重要的是，它和之前发现的良渚玉琮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上面的图案稍有不同。我觉得应该是一对。”张天元解释道。
“我来看看。”马雍拿过那玉琮，其余几个人也都凑了过来。仔细的鉴赏。
这几位专家虽然并非玉器专长，但像这种比较有特点的玉器。他们还是有所涉猎的，在鉴赏了一会儿之后，马雍就捋了捋胡须道：“天元，你说的没错，这东西与我之前见过的玉琮王非常相似，只是图案上略有差异，好像真得是一对，而且这玉器也不像是作假的，应该是古玉器。”
“我也是这个看法，小张老师你是怎么判断的？”秦牧问道。
张天元想了想道：“你们大概也知道吧，我是学考古出身的，所以对于考古学方面比较擅长。”
“没错，这个跟考古学有什么关系吗？”
张天元点了点头道：“当然有关系了。大量考古发现显示，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州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史前玉琮以苏江南部和江浙北部的良渚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最多，甚至成为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苏江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安州薛家岗文化、东山、北河、晋州等省的龙山文化、以及东广石峡文化和其它史前遗址墓葬，也偶有玉琮发现，不过数量都远较良渚文化为少。由此可知，玉琮的分布中心是在江南一带，而且大多数都出自于良渚文化。”
“洛州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残玉琮，由于过分残破而且图版不够清晰，形制纹饰都难于辨别。有的考古工作者将二里头文化大约在夏，商时期的玉臂环称为琮，显然是不恰当的。陕州红城发现的玉器不限于琮，尚有其它种类。但全部属于收集品，年代不一，可能包括夏代、商代及周代。红城玉琮的形制接近良渚文化玉琮，故有可能是夏代遗物，当然了，也不排除是更早的遗存。”
“商代玉琮的发现，出自洛州、西山、东山、川州等地的商代墓葬或祭祀坑，其中以殷墟妇好墓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稍多。如果考虑到经过发掘的商代墓葬和窖藏为数较多，则出土的商代玉琮之数量，相形之下便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一事实说明：在商代，玉琮已不流行。换句话说，琮作为玉器的一个种类，在商代已经式微。出土的西周玉琮较之商代更少。春秋战国玉琮也同样罕见，可以说成了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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