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来对于杨嗣昌这个名字不算太陌生，因为前不久从山东发回的报告中，不管是军方还是情报部门，都反复提及了这个名字，认为正是此人应对无方指挥失策，才导致清军能一路南下打过黄河，对于此次发生在山东境内的战乱，杨嗣昌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根据穿越众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杨嗣昌此人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只能算是平平无奇，但却因为时势被崇祯安在了兵部尚书这个位置上，统筹指挥抗击清军的作战行动，其表现自然不会太理想。不过杨嗣昌虽然在军事方面的能力不足，但对皇权和朝廷的忠诚应该毋庸置疑，照理说当前这个时期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北方恶邻身上才对，怎么还会有心思惦记着江南一个知府之职。
而且说起来知府品级也不低了，又是宁波府这种被视为肥缺的地方，不知道明里暗里有多少人在盯着，这杨嗣昌是兵部尚书而非吏部尚书，按说地方官员的任命调动也不是他能插手决定的事情，这就让曲余同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太合理了。
“曲大人的意思是，现任兵部尚书想撬了你的知府职位？”陶东来有意在“兵部”二字上加重了语气，看曲余同是否意识到这不合情理的地方。
曲余同应道：“地方官员任用，本不该由兵部尚书插手，但杨嗣昌此人工于笔札，富有辩才，如今深得皇上信任，他的进言，皇上是很看重的，说是言听计从也不为过。”
陶东来道：“我还是不太明白，他要从何种角度下手，才能把你从知府位置上弄走。”
“还是跟平辽大计有关。”曲余同继续解释道：“陶大人有所不知，这杨嗣昌早年间曾在户部任职，又曾镇抚边镇，对钱粮军阵之事颇为熟悉。朝廷大员当中，他算是少数能制定军事方略的人物之一，又能说会道，皇上自然愿意听他的主意。按照杨嗣昌的说法，大明要抵御外寇，一是先要平定内乱，二是要筹办足够的武器钱粮。如何弄到足够多的军饷来支撑作战，他自然是盯上了如宁波这样的富庶地区。”
“本官与贵国合作之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所以这杨嗣昌认为，如果能换个人来管理宁波府，那么就可以管控与贵国的贸易，将本地收益全部纳入国库充当辽饷。他曾在户部任职，若是向皇上声称如此操作下来便能解决辽饷问题，皇上也就很容易会采信他的意见。”
陶东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但这样说来，也只是他单方面的看法，贵国皇帝不会这么容易被鼓动吧？”
曲余同道：“所以最近才会有人暗中向朝廷递交奏折，试图以公器私用，中饱私囊的罪名状告本官。这上下一起发力，本官就算是上书自辩，也很难自证清白。只要让皇上对本官起疑，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陶东来听完这番解释，这才稍稍觉得因果关系理顺了一些。那杨嗣昌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指挥失误，但如今清军已经退兵，他想弥补自己的过错，也只能从其他方向发力。设法从民间筹集军费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明长期面临的军费困境，那么指挥失误导致清军攻入国内的罪过也就不会被清算了。
大明以辽东军饷为由在国内增加赋税早就不是新鲜事了，自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在辽东建立后金政权开始，大明就以每亩田地加派三厘五毫银为标准，向民间加征辽饷二百多万两。为期三年的加征，总共为大明国库筹得辽饷五百二十万两。
到了天启年间，加征税赋的范围从耕地扩大到了榷关、行盐及其他领域。崇祯四年时，又将辽饷标准进一步提高，但仍是入不敷出。仅山海关一地，每年的支出就高达四百万两白银。
这么多的银子，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发到了前线将士手中，或是用作增加军备，修筑城防。各级官僚和将领，其实都会在经手辽饷的时候揩油。尽管朝廷也想了许多办法，如派出官员监督辽饷从征收到发放的整个过程，但终究环节太多，根本就堵不住辽饷从各种渠道大量流失出去。
支援辽东边关的辽饷，用于镇压农民军的剿饷，以及组建操练地方武装的练饷，这三饷加派的数额远远超出了正统的赋税，以至于很多地方的农户倾家荡产也无法缴清这些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最终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奴仆，甚至变成流民和匪徒。而与此同时，北方边防并未因为军费开支的增加就得到显着的加强，反而是在满清武装年复一年的攻击之下愈发变得脆弱不堪。那么多的银子收上来发下去，到底对加强边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大概只有天知道。
大明朝堂上当然也不全都是糊涂蛋，这样无限制地向平民增加赋税的后果，他们并不是毫无察觉，由此引发的恶果正在逐年显现出来，而且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但为了维护统治，军饷决不能停，朝廷又没办法将征收赋税的范围扩大到权贵阶层，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增收。而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看当下国内哪里最为富庶，来钱速度最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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