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败不堪的小镇内，倒也不是一片死地，还是有一些生气的满带着凄凉气质的风中，有野鸡在觅食，有乌鸦在啃食着腐肉。
自从汉将王蒙率领胡汉联军光顾过后，此地便几乎成为绝域，暗淡与孤寂是主色调，腐臭味传遍内外，西北的烈风似乎都吹不散。
那瓦砾丛中的尸骨，毫无疑问，大部分都是党项人。当初造反之时有多狂热与兴奋，成为一地枯骨之时，就有多么悲凉与萧索。
要说所有党项人都想要造大汉的反，与朝廷作对，那显然是不尽然的。
在底层百姓中，除了信仰、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性不一样之外，胡汉百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族群的区别，却又是一个客观的实施，当有人宣扬朝廷压迫、汉人侵占之时，党项人难免不受其蛊惑，野心家是少数，但那些被鼓动的普通党项人，那些对叛贼默默鼓舞支持的人，也绝不能单纯地用无辜来形容。
他们心中又何尝不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党项政权，就是恢复定难军当初的地位也好，即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样的结果，对他们究竟有没有好处，有多大好处。
朝廷的平叛行动，可以用凶残酷烈来形容，至于讲人道什么，对于大汉这样的君主专制帝国来说，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大汉当权者更喜欢讲天道，而对朝廷而言，什么是天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而已。
事实上，早在朝廷摆出那般严厉的姿态以及那般规模的军事行动后，榆林的党项人就已心虚了，而等到袁恪、李继迁先后兵败，那就彻底演变成惶恐了，甚至从思想上就产生了割裂，各地叛军、各部党项，其心本就难齐。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该“见好就收”了，朝廷那么强大，造反没有好下场，这样的认识，变得格外清晰。
然而，这样的反省，为时已晚。和历朝历代面对胡民反叛的态度不同，不是派兵讨伐，打败叛军，然后得几年太平，等待下一次叛乱爆发。
大汉朝廷在刘皇帝的意志下，在应对此类叛乱上，从来都秉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如果说对普通汉人还能有一丝丝宽忍的可能，对胡人则很少留余地。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大汉从南到北，由内而外，发生的大小叛乱、动乱数也数不清，毫无例外，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营工程，没有任何宽免的可能。
这样高压的政策，持续二十多年后，大部分蛮夷也开始逐渐驯服，处于归化的状态中，毕竟，反叛的与有反叛嫌疑的，大多被杀又或者被投入刑徒营改造。
于榆林许多党项人而言，他心中同情叛贼，支持叛乱，但只要不像野利等部族那般亲自参与其中，那就有余地。
叛军成功，他们能趁机获得好处，叛军失败，他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至多回到过去二十来年的日子中，又不是不能习惯。
然而，世上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尤其榆林甚至西北特殊的民族、政治、军事情况，使得朝廷的态度异常的坚决，行动也异常的冷酷，根本就不给贰心者首鼠两端的机会。情势复杂，难辨敌我，难分忠奸，那就一并扫除。
而到了这一步，很多党项人方才醒悟过来，后悔莫迭。只是，为时已晚，索命的绳索早已套上脖颈，斩首的屠刀也已磨得锃亮。
与朝廷而言，为了布下这个阵势，调动十几万军队，耗费无数人财物力，如此沉重的代价付出之后，那一切也都没有什么余地了，没有刹车的可能，只有沿着既定的战略计划做下去，直到完成。
而带来最显着的结果，便是榆林全境，竟成血色，千里之内，寥无人烟，即便有，也只是尸骸罢了。
在榆林，被杀者毫无疑问，都是“叛贼”，但杀人者就不一定了。这其中的原因，还在于一开始就发布的那道政策，执叛贼首级献官府者可免死。
在杀戮横行的榆林，这道对叛贼唯一的宽恕政策同样不免被念歪了，当然，或许本就在朝廷的预期之内。
早在榆林封锁圈形成，境物资严重缺乏时，就已经有一些抢无可抢、寇无可寇的叛军，感到威胁了。
在冰雪交加的严寒中，什么富贵荣禄早不是叛军的目标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那时候，就已经有些叛军，开始攻击“义军”，抢夺生存物资，到后来，干脆执首级冒险去向官府投诚。
对于这些“反正”的行为，在赵王刘昉的主持下，并没有食言，而是严格按照刘皇帝的意旨来执行，全部接纳，赐下脱罪免死的凭证。
当然，对这些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全被被分流到天南海北，安西、安东、安南、南洋都是流放的目的地。但不论如何，至少命是保住了。
有了这些榜样，剩下的叛军如何选择，就有实际的参考了。叛军同道的内部残杀，也由此开始，最初也只是小规模的矛盾爆发，食物争斗，到后面就演变成彻底的生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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