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什么三流货色，也敢挑衅朝廷？”时至深冬，东京的宫城也浮盖了一层积雪，在刘皇帝愤怒的斥骂声中簌簌发抖：“这个李继迁是什么东西，也敢背反朝廷，谁给他的狗胆！”
怒火中烧，龙颜大怒！面对刘皇帝近乎咆孝的斥责，在场的几名大臣都不由瑟瑟发抖，低着头装死，不敢答话，只是默默地等待着刘皇帝发泄。
而最紧张的，要属武德使王寅武了，个中之事有苦自知，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太过疏忽了，怎么也没想到，当初的漫不经心，会让自己陷入如今的窘境。
刚过完冬至，刘皇帝昨夜还在崇元殿举行了一场冬至夜宴，气氛还算和谐，既过佳节，又为风波不断的开宝二十年做个总结，安抚群臣。
然而只隔一夜，榆林道便上报了一则消息，党项贵族、定难军李氏后裔李继迁在银州发动了一场叛乱，纠集了一干逆贼叛匪，袭击了银州北部明堂川畔的一处刑徒营，释放刑徒，攻掠村镇，席卷部族，杀戮官吏，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这样的叛乱，实事求是地讲，算不得什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大汉从南至北，动乱、叛乱发生了不只一次，前些年执行胡民汉化政策之时，几千人的叛乱队伍都出现过，但都被朝廷强力镇压了。
因此，李继迁在银州掀起的这场千八百人的判断，仅从规模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此次叛乱的性质，却十分严重。
刘皇帝对党项人的打压，对拓跋李氏的控制，已然形成了一种惯性，然即便如此，仍旧让李继迁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此事反应出的，显然是朝廷本身出了问题，不论是监管，还算政策的执行上。
另一方面则是，与过去那些散乱无章的大小规模叛乱不同，李继迁是公然挑战朝廷在榆林的统治秩序，打出了光复夏绥，重建家业，争权党项人独立的旗号，这影响可就大了。
这样的口号，对于夏绥的党项部族而言，是极具蛊惑力与扇动性的。不论这些年朝廷在夏绥地区的移民实边上付出了多大努力，都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现状，那就是该地区的主体民族，仍旧是党项人为主，与之相比，汉民的数量确实增多了，但还是少数，并且未必与朝廷完全一条心。
再兼朝廷近些年实行了一些堪称粗暴的少民政策，固然对其传统的利益阶层造成了巨大打击，但同样滋生了大量矛盾与冲突，引起了党项人的不满。
过去这些年，夏绥地区冲突不断，就是明证，当年的夏州党项人叛乱，就是矛盾爆发的一种表现。
而没有发生太大的动乱，也是迫于朝廷的强权，以及严密的监视控制，但不满的情绪却始终在积累。
且在拓跋李氏被举族东迁后，党项部族在朝廷的分化下，渐成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合力，自然好对付。
朝廷对拓跋李氏在党项人之间的影响，确实有所消除，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想要将其近百年的影响给拔除也不是容易的事。
再加上，随着朝廷政策的改变，越发强硬的态度，越发严厉的管制，破坏传统的做法，也使得一些党项部民开始怀念起定难军统治时期的日子。
尤其是一些党项老族、老人，二十年前，多么地舒适，整个夏绥都是他们的地盘，任他们种地放牧，没有严厉的管束，没有汉人来抢夺生存的土壤，没有官府来分润西北盐池的利益。
但如今是什么情况，民不聊生，饱受欺凌与压迫，越是经历过定难军时代的党项老人，那种感触就越深。
因此，在夏绥地区的党项人，大多数人对于朝廷的统治，都是心怀不满的，哪怕是一些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难免受到老一辈人的影响。
在这样的现状下，李继迁这样一个拓跋李氏的嫡系子孙返回西北，高举“义旗”，能够造成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再加上，李继迁的先祖乃是“党项战神”拓跋思忠，也是一面可以竖起来招徕部众的旗帜。哪怕是事实上拓跋李氏对党项人的影响力并不像当年那么强，但做出了符合党项民意的举动，也能获得不小的拥护。
有这些考量在里面，刘皇帝如何能不恼火。李继迁当然不被刘皇帝放在眼里，但这个总归是有些“名声”的，毕竟是“西夏”的奠基人，汉宋形势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仍旧难免让他多几分警惕。
更为关键的是，他明明对党项人已经足够警惕了，甚至使出釜底抽薪的办法，把拓跋李氏尽数内迁，并严防死守，仍旧出现了这样的漏洞，这就更让刘皇帝愤怒。
他只觉得，是有人不把他的训戒当回事，对他的政策执行不力，有人懈怠渎职。再加上这一年来的种种不顺，各种风波，已经让刘皇帝十分敏感了，诸多因素汇合到一起，自然引得刘皇帝大怒。
而于王寅武而言，就更为惶恐了，毕竟，当初关于李继迁杀人逃亡之事，其侄王玄真是有过汇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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