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拿出55贯钱，全部用来进棉布，用115文一匹的价格，拿了480匹布。这样的低价，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埠都是跌破市价的，这批货显然是有特殊性，并不是从松江沿岸的那些布行买的，提供货源的乃是鱼行的一家渔货店，提货的时候都能从布上闻到一些鱼腥味......
在大汉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已经形成了行会制度，在多年的发展下来，这一套已经相当成熟，各大行会势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一致对外，统一行动，借机牟取了大量利润。当然，官府、权贵那一份“份子钱”是不可能少的。
在上海县这种野蛮生长的地方，当然也有各种行会，棉行则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种。但是，组织可就要松散得多了，苏、秀二州的矛盾不解决，产业之争就不可能停止。
而在同产业之外，还经常出现各种戗行的商业行为，打渔的去卖瓜果蔬菜，去跑运输，去拉客揽货，去卖丝绸布匹，似乎也就合理了。而因为戗行的事情，各大行会之间出现一些争斗、厮杀，同样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在这里，且不提戗行的情况，也不提那家渔货店从那儿搞来了棉布，但就曹永眼里，虽然都是旧布，但质地还不错，成色也保持不错，就是鱼腥味不免有些重，但也有办法解决，最关键的，是它便宜啊......
同时，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在周边散货，这对曹永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至于货的来源如何，曹永并不关心，或者说不敢关心，甚至他心里也清楚，接这批货，就是在犯险。
或许来路不正，但若是正价货又哪里轮得到他，他又哪儿来的资本ID。而若不犯险，想要暴利，怎么可能。
同时，货主“江湖气”十足，不只低价供货，还豪爽地帮忙介绍搬卸、船运，近五百匹布运回京畿，只收9贯钱，就冲这低廉的运费，都值得冒一次险。
若非资金不够，曹永甚至想再多进一些，虽然没到货仓去瞅瞅，但观那姓孙的供货商的表情，不到500匹布，只是小生意。但是没办法，剩下的钱，还得充作回去的路费、运费、打点，到了洛阳口岸还好缴税......
曹永和他的账房合伙人仔细测算过，倘若一切顺利，把布拉回洛阳卖掉，哪怕只卖250文一匹，把包括本金、借贷、利息、税费以及所有零碎支出的成本都算上，也能赚大约24贯钱。
250文，也只是最保守的出货价，而在此基础上，每高一文，都是近半贯钱，纯利！
这样的预估，让包括曹永格外兴奋，这样的暴力，不比在京城当牙郎赚得多得多？得介绍多少生意，又得多大的生意，才能有这么高的佣金。
当然，之所以能测算出这么高的利润，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当然是往返的辛苦与风险，当然这是每一个行商都必需承担的；
二则是那115文的进价，低到让人感到梦幻；
三则是朝廷在棉布生意政策上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税收上，为了鼓励纺织业的发展，努力解决大汉百姓穿衣问题，在布匹交易，尤其是棉布交易上，在每个流通环节，只收取百分之五的税，比起其他商品，已经十分优惠了。
当然，在利润还未变现之前，兴奋是难以持久，尤其对曹永这种还算见过世面，也进一步窥探到商场上险恶一面的人来说，没落袋为安之前，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一直到雍熙四年秋九月，当一艘名为“铁梨”的五百料货船，满载着香料以及曹永那480匹布，经松江口改道，西入长江，踏上前往洛阳旅途时，曹永方才稍稍松一口气。
比较让他安心的，是船老大，以及船上的几十名水手，看着都不似良人，一个个凶悍无比，但也正因如此，才让人心安，没有这些，他就得始终担心寄托着自己身家性命的货。
同时，曹永又不禁疑惑，那一船香料，可比他的布要值钱得多，布还占空间，船主为何愿意以那般低廉的价格帮他运货。
不得不说，曹永还是具备一名草莽商人最基本的嗅觉的，不管是供货的老板，还是负责送货的船老大，显然都不可能只是表面呈现的身份那么简单。
曹永所不知道的是，北返的路程，船上有人可一直默默地观察并考验着他。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大汉周边海域活动频繁，每年往来无数满载货物的船只，有的能顺利实现大汉对外的交流。
除此之外，有的船毁人亡，财富埋藏于深海，有的则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而曹永购得的这批货，很大可能也有“特殊”的经历。
上海县的野蛮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各种阳光下的交易背后，也有数之不尽的黑市买卖，有太多来路不明的商品、物资、武器乃至奇珍异宝需要处理了。
在上海县的地下交易中，多年下来，当然也形成了一套进出货规则，但深处利益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人，未必对那样的利益分配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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