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江右各有难处，只看治政之人的手段而已，李靖算是先行了一步，谁让人家是皇帝的老丈人呢，做起事来就不用顾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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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回京述职的张伦，薛万彻，张士贵三位大将军入宫见驾。
这时密集的小朝会已经被李破停了下来，六月初一的大朝上面，李破诏人宣布了一次阶段性的成果。
涉及到的是税赋和田亩分配的问题，这个已是商量的差不多了，给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许多优惠政策，轻徭薄赋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主要是想吸引人到那里去定居。
早年北齐的河北，山东军事集团已然成了昨日黄花，许多鼎鼎大名的豪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剩下小猫两三只，也只苟延残喘罢了。
其中一部分人要么逃往了江南，要么到了关西，晋地其实也收容了一些，根基已毁，当年故事风流云散，不复见矣。
再来的大部分就都是移民，现在的情况则是，裁汰下来的诸侯降军成为了移民的第一批，散落在各处，激不起多少浪花。
官府则在积极的重定户籍，恢复生产，今年因为战事结束的早，所以还能指望一下秋收，惠民之策在六月间定下来，秋收时农人的负担就能再轻一些。
大朝过后，李破也不打算再盯着户部不放，把重任交给了尚书省，到了一定阶段，再由尚书省递上呈文，由中书，门下复核，交到他这里的就简单多了。
追着臣下们踢屁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李破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正好此时刑部尚书杨恭仁上请重定唐典，李破顺水推舟，交给了中书令萧禹来主持，三省皆要有人参与。
其实还是在隋典基础之上来完成，按照杨恭仁的建议，参照的是隋初的律典，因为到了开皇中期，前隋国力渐盛，那时修订的隋典很多规条都不适合现在的大唐。
而到了杨坚晚年，猜忌功臣，又要防止各种反对势力的反扑，律法于是变得严厉了起来。
大业年间就不用说了，杨广太过急躁，修订起隋典来很是随意，而且没完没了，杨广关心好像只是俺修订了隋典，并不关心到底修了什么，所以没有什么参照价值。
李破让**等人在晋阳修订刑律时，参照的则是开皇中期的律法，宽严并济，一条条捋下去，已经是一部非常完善的古代律法了。
至于刑律中产生的那些漏洞，并不值得去追究，因为以当世的人口数量，以及人们的局限，不会产生太多过于复杂的纠纷和案情。
比如说两人打架，没有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之下，根本不会报到官府，更不会产生是自卫还是互殴的辩论。
还比如说，你如果头顶有点绿，完全可以操刀过去杀了奸夫，官府将不与追究，如果你杀的是乡中恶霸，众人相护之下，也有很大可能逃脱罪责，也就说当世律法有很强的主观性。
反过来说，乡中豪望会很占便宜，如果与官员勾结，完全可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不受惩罚。
当然了，后来占据资源多的人也是占尽便宜，就不用指望当世的法律能约束住贵族阶层了。
能够约束住他们的其实是名声，信誉这些无行的枷锁，让世族们不敢做的太过，律法对他们而言，多数时候只是控制百姓的工具而已。
中原王朝的刑法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礼，法并用，而且礼在法前，上层知礼，下层守法，就是和谐社会。
大致上就是说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精神，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和后来西方人推崇的法律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律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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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杨恭仁所请，重定的则是天下之法，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事情也是巧了，何稠才刚劝谏一番，杨恭仁的上书便来到了李破的案边。
李破都有点怀疑是不是两人串通好了，不过不管怎么说，都和他的意图并不冲突，而且制定唐典也确实在他规划之内。
顺便他令兵部重新修订军律，正好也在设立折冲府，折冲府中又有学堂，军法将是府兵们上的第一课。
严格的军律是保证军队战斗力的基础，若每一个军卒都能熟悉军律操典，令行禁止之下，战力肯定爆棚。
所以说，六月间的朝堂依旧一片忙碌。
此时陈孝意，裴矩，李靖，张云智等人在李破授意之下纷纷上书请建书院，李破一一诏准，并令国子监，长安书院出人奔赴各地，按照长安书院的模式在各地设立了四间书院。
都用地名来命名，洛阳书院，晋阳书院，江陵书院，以及成都书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久之后还有江都书院或者是丹阳书院。
山东河北就算了，那里人都没剩几个，建了书院也是白费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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