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之战，打的是衰落的荷兰，而且基本没有啥像样的战斗。
印度之战，那纯是以多欺少，拉出去一万五六千的大军、将近十倍的火炮。
直到直布罗陀之战，算是和英军的常备军交手，结果就是不管是进攻方还是防御方，都得出了结论：战术体系，恐怕又要发生一次变化。
一众军官们感叹于时代变化的太快。
这种感觉很微妙，并不是说松苏开始冒出煤烟和蒸汽的那种。
他们作为军人，站在军事的角度上，也能深刻体会到这种飞速的变化。
他们小时候，大顺的军事体系、战术体系，是什么样的，他们当然知晓。因为他们不是达官显贵之子，就是良家子体系的世兵。
等着军改开始，大顺开始装备燧发枪和刺刀，开始整合炮兵，以炮兵、方阵、线列、齐射，来决胜。
从阿尔泰山，打到日本，再打到南洋。
然后，不过短短十几年，膛线枪木托子弹、散兵和骑炮配合反骑兵、散兵加纵队冲锋、开花弹、虎蹲炮复兴、防御战壕沟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战术，又开始推广。
这些人对于“时代在不断变化，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的认识，应该说，以一种不得不的形式，不断加深强化。
仅仅从战术上，他们已经送走了两个时代。
联想到此时大顺国内发生的种种变化，难免不会让他们生出诸多的感叹。
当“变化”本身不再叫人感觉到“不适应”的时候，那么，怎么变化，变成什么样，也就逐渐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理所当然不对”的理所当然感。
虽然他们感触变化的方式，只是通过战争。
但关键是他们潜移默化接受的三观，使得他们对于“变”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别扭的认知，建立起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看起来非常奇葩的认知方式：一定是因为甲的改变，所以乙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乙变成了这个样子，本质上是甲发生了变化。
比如，战术的改变，是因为武器的变化。
武器发生了变化，而战术不变，就会遇到排着队列阵，冲击膛线枪和开花弹防御阵地的场景，就会引发惨败。
这种认知，狭隘的去看，倒是问题不大，狭隘的看就是军改而已，
但对于大顺而言，真正的大问题，是这一整批广义新学派系的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三观影响：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或者叫表象。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要变，否则就要塌。
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破除了各种各样的神圣性。
军官们从战术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战术变为一种无趣的学问，与武器、士气、军饷等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变、不可改、不可易的。
商人们从贸易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出海远航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风向、经纬、洋流、太阳、地球、时间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从神明到口口相传的禁忌，种种被赋予神圣的东西都被砸碎了。
甚至一些官员，在松苏的改革中，也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征税发展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利息、利率、土地收益、兼并倾向、白银买地还是干工商取决于回报、溺婴和纺织业之关系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没有道德的、没有人味儿的学问——比如松苏溺婴问题的改变，靠的是纺织业发展，和残酷无比的“包身工”、“灵巧手指的童工”和“女人上工的工资由父母或者公婆代领一半”等和没有进行文化的革命下的封建伦理和封建道德现实对应的极端黑暗政策。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无非是这些军官们感触最深而已。
这批大顺海陆军体系内都算是高阶军官的军官，自然不会因为一场三五千人规模的战斗，就大发感慨。
但这场战斗背后的时代变迁，让他们感慨莫名。
也正是许多年前，关于膛线枪问题所引发的散兵战术、线列战术、纵队冲锋过度等战术问题的那场讨论，使得此时的李欗，知道了敦刻尔克这个法国的伤疤，知道了法国的一些情况。
并且在共情之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向法国示好、维系同盟关系和互相信任的提议。
感叹与追忆之后，李欗点了陈青海的名字，说道：“此番去伦敦，外交那边由齐国公家里的田平，他当初就被送到了英国做公使，对这边熟悉，也算是国公早年帮忙给他铺了个建功立业的路。当初谁想着最终最风光、最能建功的大使是去英国，而不是去罗刹、法国？”
“军队这边，既是去震慑的，也是要镇得住场子，你带队过去吧。我估计，法国那边，至少也得派个有爵位的。咱们这边的人，级别也得能镇得住，有些东西才是。也算是看看英国那边的海军，我们在这边打仗交手的时候，你还在好望角，我估计多半是打不起来大海战了，你也正好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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