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安静之下，这些私盐贩子中有实在受不了的，把心一横心道大不了一死个驴球子的！
“国公，也非是我们夸口，就是我们有本事，是那些卖官盐的没本事。这便叫占着茅坑不拉屎，白白占了那么好的位置，却做不出事来。若他们有本事，我们别说卖到信阳，怕是襄阳都卖不到。”
刘钰笑道：“扯淡，你们要是卖官盐，也一个鸟样。那就是个笼子，在外面本事再大的，进去也得变王八老鳖。这是笼子的问题，竟还真以为你们真个就有翻江倒海的本事了？”
说完，轻咳一声，唤了个人，一个随从从外面拿着纸笔走进来，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将手腕悬起，等待着审问的速记。
短暂的沟通之后，刘钰就开始问这些私盐贩子一些关键性的、逐渐开始严重的问题了。
从私盐运输的线路开始，到各个县的销售数额、接应人手、运输成本、行贿的额外成本。
再到私盐从何运来，盐井的老板是哪里人，四川的盐业政策等等，逐渐深入。
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从这些私盐贩子的口供里，刘钰看到的，是大顺开国百年的战争史。
从甲申年开始的四川拉锯，再到反击，再到收复失地还于旧都。
然后开始北伐，开始对蒙古和辽东用兵，然后陕西、山西商人因为协助军需后勤开始崛起。
再然后，北方逐渐平定，大量的陕西商人有了做大买卖、和官府打交道的经验，也有了在淮地办盐支持军需的经验。
同时因为战争，使得陕西商人富集了大量的资本。
伴随着大顺北方战争的结束，携带了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之前几十年置办军需和官方打好的关系、以及之前就搞盐业运输的优势加身的陕西商人，越过了秦岭，进入了四川。
四川开办盐场的，都是些小手工业，资本不足。
加之没有两淮盐业的锻炼、没有置办军需的锻炼，对朝廷的政策反应有些迟钝。
而陕西这边的商人，则抓住机会，很快崛起，成功垄断了四川的盐业。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在刘钰看来生机勃勃的模式。
四川士绅的土地、陕西的资本、四川的劳动力，以及实则是江南的白银货币，在这里成功地融合到了一处，迸发出极大的、勃勃然如英国羊毛让地主和资本家拧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机。
四川拥有土地的士绅，乐于陕西大商人携带资本来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租将要涨价。
有些人是长期出租土地给陕西资本，签订许多年的合同。
有些人则是很聪明地选择了“以地入股”，但又带一部分“押山银”。
所谓“押山银”，就是一次性的收入，由陕西资本在租地之前，抵押给四川地主，保证在租赁经营期间不会破产跑路，而如果破产跑路则这笔钱就直接给地主所有。
与其说这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商业差距，不如说是四川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差距。
因为此时世人皆知“蜀人不谙行盐，唯谙产盐；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资本又厚”。
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
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
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
几百米深的井，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
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
从北边战场上赚的。
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
朝廷从江南收的。
应该说，战争和漕运，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
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
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则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还是信阳等地，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
淮北盐区的周边，刘钰就根本不担心。不会有傻子玩阻击食盐的时候，守着盐场无限收的，那不是家里有钱，那得是家里有个波托西银山。
这种偏远地区，才是可能发生“战争”的主战场，他需要一些“精锐”的私盐贩子来当“打手”。
第二个，便还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大顺改革的问题了。
在刘钰看来，这就是修修补补。
他心里早就存了大顺早晚要完，修修补补毫无卵用的心思。
所求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直在给大顺挖坟。
只不过，挖坟的时候，要考虑让大顺这个旧母体，健康一点，蕴蓄的新时代强壮一些，别到时候搞出来一尸两命的事儿。
新时代只能孕育在旧时代的体内，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刘钰怎么看待这一次朝堂中提到的盐政改革方案？基本就觉得两个字：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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