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此真春秋遗风，战国士尚存于扶桑。古之道义，本朝失之久矣。
天子失礼，求诸于野。
而有人则用刘钰的那一套理论，给予了全面的批判。
当然，不是道义上的批判，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批判——春秋战国养士之风，在于分封制，在于对土地的全面控制。离开主人，这些士是活不了的，只能依附主人生存。
如今，最像分封制的，就是盐政那一套。
信陵君孟尝君等，都有自己的封地、田产，那些士都要依附他们生存。
而盐商手里拿着盐引，父子继承，新人无法入行，盐引永世不易，这和封地又有什么区别？
只有分封制，才能养士，才有所谓武士精神。
盐商现在养了一堆幕僚、门客、清客、豢养儒生，为其鼓吹，和蓄养门客有什么区别？无非是那些儒生还有别的路可走，可以科举可以干别的，而不像那些武士家主一灭再无原本的好日子。
是以孟尝君失势的时候，一众门客全都跑路了，这正体现了天朝在向前走——它把士人的义等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那一套，代替了由幻想和道义掩盖的那一套。
欲求赤穗之士，必要废郡县而复分封，保证人不能随意流动、保证士都在家主的分封下生活不能跳槽，则其所谓的士之精神自现。
此正兴公所谓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试问天下，谁欲废郡县而回封建？
程廷祚当时看完，就觉得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当即就拿着这套东西怼了自己的好友吴敬梓。
然后就争论起来了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小义。
如果大义和小义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什么是大仁、什么是小仁？
如果大仁和小仁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有句话讲，叫不经人苦，莫劝人善。
两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也算是早早为两人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程廷祚小时候家里穷，父亲靠卖字为生，当然肯定不是穷措大那种写字，而是中高端的那种，养活他读书。他接触了颜李之学后，又因此被后来的岳父赏识，因为其岳父也认为“圣贤者贵于致用！虚谈性命，惫神章句有何用哉”？不但因此得了老婆，而且岳父一家人从不嫌他穷，鼎力支持。街坊里邻，也多喜爱，遂自小产生了“泛爱，不独爱其亲”的思想。
吴敬梓小时候家里富，他爹为了多继承家产，自小把他过继给了长房。从小生长的环境，那就是“兄友弟恭”、“父慈子孝”，为了家产恨不得一家人互相屠杀。他老婆被家里的人逼死，他的那些同族的哥哥弟弟恨不能除之后后快。家道中落，受尽了别人白眼——就这家庭，应该说，很难产生“泛爱”、“兼爱”之类的想法的，连父兄都没让人感受到爱，还去爱别人？
程廷祚人如其名，作的厉害。从接触了颜李之学开始，就狂喷各路学说。但其又因喜好实学，是以农、史、兵、河渠、天文、地理“莫不穷委探源”，以至于虽狂妄至极，但江南名士亦多与之结交。
吴敬梓则是家道中落，受尽人间冷暖，遂开始迷恋小说，有钱就看小说、看戏剧、沉迷虚幻世界不能自拔。越是自小缺爱，越要大大方方，广交朋友，热情好客，获得缺失的爱的代偿。虽靠着当年科举的功底，以及自身的天赋，文章做得不错，但终究兴趣不在那，更多的在琢磨怎么写小说。
程廷祚本就很出名，结果那首二十年前写的《忧西夷篇》，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禁天主，更是被当世赞叹为“二十年之远见、江南儒林膺服”——如果原本的历史，这叫一百二十年之远见。他说不想科举，岳父说，行，科举干啥呀？爱干啥干啥，学点有用的实学学问，或者自己在家注书也行嘛。
吴敬梓呢，则是在经历家产之变后，一度穷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自己的亲爹，自小把自己过继给别人为了多分家产；自己的兄弟姊妹，为了家产大打出手，逼死了自己老婆。那些自己有钱时候广为结交的朋友，这时候都没影了。
在这种情况下，盐商的那二百两银子，那二百两他没开口、且盐商给了圆他面子主动给的二百两银子，到底有多沉重呢？
这真是很难说清楚的。
程廷祚问他：你支持盐改吗？
吴敬梓说支持。
那你还要帮盐商吗？
吴敬梓说要帮。
因为，那是我自小学的“义”。
那是我讽刺世间百态而所追寻的东西。我不想变成被我讽刺的那种人。
于是程廷祚割了袍子，迈步走进了松江府的新学学堂；吴敬梓则转身离开，独自一人来到扬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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