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臣之估算，和之前海军参谋们的计算，此番军费也就在二百万两以内，必可使倭国臣服。”
“倭人幕府，必先防内而后战外，久战对倭国不利。”
报出了一个叫在场三人都惊讶的“二百万两军费”之后，三人顿时一惊。
“两百万两？”
虽知道此战应该不会比征准噶尔花的多，但要说只花两百万两，着实不敢相信。
“两百万两。最多上浮不过几十万两顶天了。”
趁着众人惊诧不信的机会，他又重复了一遍。
只不过刘钰这也算是打了个埋伏，玩了个障眼法。
之前海军造舰、兴建海军的钱，不算。
军改、新军训练、换装的钱不算。
后勤运输用将来的贸易垄断权外包给了贸易公司，这也不算。
开战期间的军队正常军饷，也不算，反正不打仗也得花钱养兵。
这么一说，给出的这个两百万的数额，听起来就叫人震惊了。
两百万两，看似挺多，可对于大顺这样的体量而言，其实干不成什么事。
虽然也知道日本不是太强，但有前朝在朝鲜作战的经验，总觉得这最起码也得是个高句丽水准的大国。
二百万两把这么一个水准的大国打趴下，听起来就像是儿戏。
二百万两能干啥？
原来的户政府尚书卢挚垒对数字相当敏感，经历过当年征伐准噶尔的战争，当日可真算是花钱如流水，二百万两放在当年的西北，也就是听个响。
要不是刘钰当年兵出阿尔泰山，借大策零敦多布的诱敌深入之计，将计就计，一举击溃了准部主力，征准一战的钱，还得照着当年的一倍去花。
当然，事后这钱也没省下来。一番军改、造舰，把省下来的那点又都花进去了。
他觉得刘钰是不是算错了？
皇帝也是被这个数目搞得有些震惊，细细追问，虽心里信任刘钰，却也不敢相信会报这么个数。
可听刘钰详细一说，又觉得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
听刘钰解释了一下钱都省在了哪，皇帝笑道：“江南的漕米，沿着运河走，京城要一分，百姓负担不下四分。征伐准噶尔，十成军粮，到了前线也只能剩下半成。一两银子一石的米，运到阿尔泰山，折算下来竟要二十两银子不止。”
“这征伐倭国，鹰娑伯给出的海运损耗，是十成取一。倭国相隔数千里，大海相隔，竟和从京城出兵打到张家口差不多？”
刘钰心道，战争花钱的大头，永远都是后勤。你从北京打到张家口，这粮食的消耗，还真不一定有从松江运粮到长崎多。再怎么说，南洋的商人可是能从暹罗运米去广东卖的，还有不少赚头。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大海面前，已经不怎么对了。
又想，你要是当初征准噶尔的时候，规定运到哈密的米价是二两一石，商人早就吓跑了。但你要是打广东，告诉商人不管哪来的米，二两一石船到付款，只要有制海权，海商能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去南洋买米。
鸦片战争的时候，从英国和印度运兵，打了两年，加上工资和新造的一些特殊船，一共才花了1200万两而已，这里面还把当兵的工资算在了里头。
从大顺去打日本，又不求占地，又不求统治，距离又近，把之前造舰、军改的钱都刨除在外、也不算军人的军饷工资，二百万两绝对足够。
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征倭一战，朝廷最头疼的后勤问题，“承包”给了贸易公司，朝廷一分钱不用花，所需的只是两年的对日贸易垄断权。
而之前刘钰插手之前，就大顺海关的收税水平，和走私横行的状态，对倭贸易的海关收入，一年也就大几千两银子。
对日贸易不是刘钰开创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钱能流入到海军、作坊、军工等方向，则是刘钰主导的。
对朝廷来说，尤其是大顺这种古典陆权朝廷、认为英国出口补贴反给商人钱的英国丞相脑子有问题的朝廷而言，总觉得没拿到朝廷手里的钱，就等同于根本不存在。
大顺特殊的高地租、高利息的情况，是没办法成立银行搞债券国债的：老百姓没钱买、有钱的自己放贷或者买地，收益都比国债高得多，除非大顺朝廷能拿出年息百分之三十的高回报率，否则傻子才买国债。
而年息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大顺朝廷是还不起的。
故而刘钰选择了这种极为让利的方式，用垄断权换战争国债，看上去让朝廷觉得一分钱没花，但实际上两年的垄断权，至少价值个二三百万两白银。
尤其是赶走荷兰人、放开朝鲜贸易、放开日本贸易信牌制度的情况下。
但只要不从府库里往外走，在朝廷看来，那就等于没花。至于垄断权预支……朝廷之前也没有预支的机会，这个自然也不算。
故而刘钰说的两百万两，水分极大。
这两百万两，也就是火药、炮弹、铅块、药材、抚恤金、杀敌饷之类的钱。本来松江今年的漕米就有一部分是要运到威海做军粮的，运到威海和运到长崎，对这些跑了无数次长崎的海商来说，差别真的不大。
如果换算成正常全算上的情况，当在八百万两左右；算上军改和造舰，更是当在一千三四百万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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