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听完胡适这番讲话后，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当场便要走，幸亏坐在他旁边的陈诚反应及时，赶快将其拉住坐下，这样蒋介石才硬着头皮勉强参加完会议。
要知道，蒋介石当时在台湾正处于威权时期，一言九鼎，别说是当面顶撞，就是提一点温和的小建议动辄也会“龙颜大怒”。可是胡适为了学术的自由与独立却偏偏与他公开交锋、叫板，这实在让他在众人面前大失颜面。蒋介石认为胡适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当众“纠正”自己，是在向自己的权威挑战，是对自己的一种公开、公然蔑视。蒋介石将这件事引为是奇耻大辱，以至于夜不成寐。
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鲍尔廷”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蒋这里的“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是怎么回事呢？
1926年11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着名的“迁都之争”。
蒋介石于1927年1 月12日下午为协调此事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
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场“鸿门宴”。
宴会之后，蒋介石记道：“晚， 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蒋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讲了个西方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侮蔑的高度，遂生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后的1958 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而把他和胡适的这次纠葛，竟和差点引发他自杀的受鲍罗廷之辱相提并论，可见在蒋那里，问题有多严重。从事发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也足见此事对蒋介石刺激之深。碍于各种原因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没有对胡适进行明显的报复，但是在内心深处无疑是将胡适“打入另册”。此后，在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长达三年多的任期内蒋介石再未来过南港。
胡适肯定想不到他的几句话会惹这么大的祸事。他只是挺身而出维护学术研究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他只是履行自己做诤臣的承诺。但是，或许胡适不知道，想做“诤臣”光靠“臣”是不行的，还需要“君”的纳谏如流和胸怀若谷。
无论如何，此事成为了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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