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不这次人事变动，杨杏佛说，与“革命势力已达长江，黄炎培、丁文江相率辞职”有关，其目的是为了“和缓各方之空气”。他还说，当年北京各团体选举中基会时，蔡元培和汪精卫得票最多，但是郭秉文却“藉口孟禄、曹锟之反对，不使入选”，从而使中基会沦为“少数私人垄断中国文化之工具”。杨的话是1928年6月在写给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信中讲的，当时杨是大学院副院长（院长蔡元培），大学院是管理全国学术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因此这封信见报后影响极大。尽管任鸿隽也承认“杏佛所说有许多并非事实”，但这件事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基会所面临的严酷处境。
1928年6月底，酝酿多日的中基会第四次年会还未召开，社会上已经是满城风雨、谣言四起了。当时不仅郭秉文、丁文江等人不能为新政权所容，就连胡适也好像要大祸临头。
7月上旬，朱经农寄给胡适一份剪报，内有北京市民大会电请国民政府通缉段祺瑞等人的消息，大会还要求将胡适作为“三一八”惨案的“附逆党徒……一体拿办”。
7月27日，《民国日报》有消息说：蔡元培在“国府席上，提出的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即任命胡适、贝克、贝诺德、孟禄、赵元任、司徒来登（即司徒雷登）、施肇基、翁文灏、蔡元培、汪兆铭、伍朝枢、蒋梦麟、李石曾、孙科、顾临等为董事，……还提出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修正如下：原章第三条‘董事由大总统任命’，以后缺出‘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董事’，改为‘……董事任期三年，期满由大学院根据全国学术界公意，提出人选，呈请国府另行任命’。”
胡适将此类剪报保存在日记中，还在上述“章程修正”后加了“此条最无道理”的眉批。
为什么说“此条最无道理”呢？胡适在8月11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中做了解释。
他说：“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的基本原则为脱离政治的牵动，故董事缺额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者。前年我们在上海所拟英国庚款董事会的组织，即依此原则为标准。今忽废去此条，改为董事三年期满由大学院呈请政府任命，便是根本推翻此原则了。”
这就是说，按照原章程规定，董事会一旦成立，其人事变更以及各项事宜就应该脱离政治，不再被政府左右。这个“基本原则”不仅保证了中基会及其教育文化事业的独立，也为其他国家退还庚款树立了榜样。然而由蔡元培提出的章程修正案，却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原则。
胡适还对蔡元培说：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也许是“以为当日政府不良，故须防政治的牵动；今为国民的政府，不应防御其干涉了”。这种想法看似有理，然而“事实上政治是否完全，是否尽如人意，谁也不敢担保”。何况“先生在大学院，能有几年，大学院自身能存在几时，都不可知”。因此学术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政局的变动和政治的干涉，“似亦不可不防”。此外，胡适还为张伯苓、周诒春等董事作了辩护。
为此，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写了一封信给蔡先生，讨论中华文化基金会的事。此事我若不开口，别人更不开口了。故我不能不说几句话。”
第二天，胡适还就此事与傅斯年作了长谈，并表示准备辞去大学院委员和中基会董事。对此，傅斯年当即进行了劝阻，后蔡元培得知后，也来信好言相劝。只是，这两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胡适敏感，也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8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中华文化基金会事，我本想辞了不干，但叔永（任鸿隽字叔永）力劝我勉强不要辞，将来或可尽点维持之力。我不忍太坚持，只好暂搁起来再说。”日记之后，还有一份大学院公函、一份剪报、一通周诒春致任鸿隽的信。前两份材料证实上述改组方案已获国民政府批准，后一封信则谈到贝诺德、顾临和司徒雷登等美方董事对修改章程的担忧。
在此期间，孟禄和蔡元培等人曾通过函电往来讨论此事。孟禄认为，中基会的组织管理应该相对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如果擅自进行改组，不仅无法保证董事会的连续性，还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冲突。蔡元培则强调：“因为中华基金会的中方成员是曹锟委派的，所以政府对此会的改组是必要的。”
10月4日，《时事新报》发表《大学院改组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说明》，内称自国民政府明令改组中基会以后，大学院多次接到外交部来函来电，通报美国方面的反映。这些反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改组董事会以及修改章程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同意，违背了原来的约定；二是董事会是非政治机构，不应该受政局变化的影响；三是原章程规定董事应该自选，如今由政府委派，违背了自选原则。
对于这些意见，大学院的解释是：第一，美国退还庚款，本来是无条件的，因此这次修改章程和改组董事会不需要征求美国政府同意。第二，董事会成立时，曹锟政府曾拒绝学术教育团体推举的人选，这说明此事一开始就无法脱离政治。第三，由贿选总统任命的这个董事会，是不可能通过自选方式来完成其更新换代的；只有对它进行改组，才能走上非政治的道路。而在此之前，蔡元培为了辞职已经携带家眷离开南京，由杨杏佛代行其事。这好像证明了胡适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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