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胡适主编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刊物《国学季刊》第一期出版。这本刊物虽是以研究国学为目的，却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编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横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仅刊物的外在形式在学术界就引发一次不大不小的革命。在中国顶尖国立大学出版，讨论国学的刊物，竟然使用“蛮夷”的形式，这一举动对当时的学术界，可是震动不小。不光是形式，《国学季刊》在内容上也开启了西体中用的国学研究时代。
创办《国学季刊》，是北大国学门的一大举措，该刊问世后刊登了多篇经典之作，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着。
胡适在《宣言》中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首先肯定了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同时指出其缺点：（一）研究的范围太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
而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
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
2月4日，胡适根据新获得的材料对以前所作的《西游记序》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完成了《〈西游记〉考证》一文。
3月4日，胡适应清华学校四位即将出国留学青年之请，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适在这个书目的序言中说：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节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
“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4月初，胡适开始作英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文，认为“此题甚不易作，因断代不易也”。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自宋代起，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清学之兴是第三期，文化运动是第四期。
在此期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上海市宝山区人，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他还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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