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所谓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时引发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场大论战，也不是事实，而是后来之人地炒作。
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确是有争论的。
他文章发表后，第一个回应的是蓝公武，第二个回应的是李大钊。
蓝公武批评胡适“有几分武断”且“因噎废食”，力挺“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
1919年7月24日，《国民公报》开始发表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一文，至7月31日刊载完毕。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摘要发表了这篇文章。
蓝公武当时是梁启超研究系(宪法研究会)的重要成员，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长，在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张的同时，宣传新思潮。
蓝公武文章从问题的性质、主义学说的性质、方法等方面，比较系统地批评了胡适的观点。谈到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的方法，蓝公武认为，“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上遇着了一种困难”，问题的性质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不能一样。要解决问题，“全靠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人自动的起来解决”，所以，必须宣传这个问题的意义和理论根据，引起人们反思而成为“问题”，才能接受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
关于主义的性质，蓝公武认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趋向或是态度”，并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他还说：“理想乃主义最重要部分”。怎样认识方法和主义之间的关系？蓝公武认为，主义与方法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实行主义可以有种种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冲突。
对胡适所讲的“主义危险”，蓝公武批评这一观点“实是因果倒置”，因为“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主义是否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那些所谓“主义危险”的论调，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横竖我们是他们的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了去他们才痛快”。他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却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所以不能“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
蓝公武认为，问题与主义“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他把问题、主义、方法三者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中心问题就是“解决方法的标准”，把它抽象出来推而广之，就成了“主义”，并且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不同，特别“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就胡适“空谈外来主义无用”“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等观点，蓝公武则认为，一方面，鼓吹主义绝不是读一二本小册子随便乱谈、滥竽充数的，无耻政客骗不了人；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交通时代，排斥一切外来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简单地“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武断”，如果过于注重“实际的问题”，而抹煞了“主义学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所以，蓝公武得出结论说：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所以，“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切实的第一步”。
对蓝公武的回应文章，胡适是仔细研读了的，也引起了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本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行文，但被李大钊的一封来信打断了。
李大钊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为此“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这是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二人在北大共事，也是好友。抬头处，李大钊尊称“适之先生”；落款处，注明“寄自昌黎五峰”。
此时，李大钊因病在河北老家休养，正在昌黎五峰山避暑。离京之前，他就读了胡适的文章，当时“发生了一些感想”，有些意见完全相同，有些稍有差异，经几日思考，乃一一写出。
与蓝公武尚未“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不同，李大钊“标明”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同胡适“短兵相接”，本着探讨的态度，就“‘主义’与‘问题’”“假冒牌号的危险”“所谓过激主义”“根本解决”等问题作了回应。
李大钊也主张认真研究实际问题，不应空谈理论学说，而且胡适文章让自己“觉悟”了，“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但是，李大钊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宣传、实行主义与研究、解决问题并不矛盾，而“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实行和运用“主义”去解决“问题”。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前提是要想办法使该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能够解决该问题的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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