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愉快接受了来自中国弟子来华讲学的邀请后，国内随之启动了杜威来华的接待事宜。
1919年4月，蔡元培（1869-1940）致电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最后以五个团体的名义共同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这五个团体是：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尚志学会。在邀请杜威来华过程中，南高师是最积极的，郭秉文亲赴日本，陶行知作为南高师的代表联络各方，并亲拟南高师接待杜威的办法数条，请胡适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沈恩孚（1864—1949）、蒋梦麟（1886-1964）等磋商。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作为杜威来华的知识普及和思想预热，胡适于3月在教育部会场作了四次《实验主义》演讲，演讲分七部分，前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实验主义的历史和詹姆斯的学说，后半部分主要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包括哲学观念、论思想、教育哲学等内容。胡适为此次的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
1919年4月27日，杜威等一行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亲自到码头欢迎，并接到江苏省教育会招待寓沧州别墅下榻。
表面来看，杜威来华，不过是他的中国弟子邀请老师游历中国并顺便讲学，但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用意。如杜威的学生们所说：“杜威博士来华，正值大学动手革新的时候，但是我们几个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点小小的风光还不配照遍全国。这时候杜威博士来了,我们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杜威的中国弟子希望借助于杜威“光芒”，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
杜威来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杜威来华之后，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时期知识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精神，与五四运动变革社会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杜威来华后的第一场演讲，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会场人头攒动，“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
杜威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蒋梦麟、胡适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理解，前者阐释为“养成智慧的个人”“大家共同做事”，后者则结合杜威教育哲学，将两个条件具体解释为：“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此后，这两个民主主义教育的条件，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至今。
杜威来到中国的第四天，“五?四”运动爆发，立即投以关注的目光。
他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在《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他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能对于大群、对于国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符合他的通过社会改造建设民主社会的理想。中国的新生势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想留下细细观察。于是，他改变了行程，两次续假延长在中国的时间。
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中国，直到1921年8月2日离开，杜威在中国两年三个月又三天，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讲演，所到之处受到欢迎，所讲内容广为传播。
杜威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描述在中国的演讲情况：“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做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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