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进北大后，也给北大推荐了多名人才。
蔡元培曾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仁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加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成为《新青年》的卫星刊物，也成为不新文化运动中的生力军。于是，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
在伟大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最着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齐名，被时人称之为“陈胡”。
白话文学的提倡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北大校内的反对者就出版了《国故》、《国民》与之对抗，后来南京又有吴宓、梅光迪等人主办的《学衡》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
这一年的2月、3月间，传出谣言，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已经被驱逐出京。
前边讲过了，林纾则除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荆生》等小说影射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外，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函，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在《公言报》发表长信，对林纾的攻击一一加以解释和反驳。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比起陈独秀来，较为温和，做事不够果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一些，但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
比如，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着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答辩书写道：“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写不出来的。
有反对的声音未必一定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是引起关注和扩大影响。进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经过与反对者的多次较量，文学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胡适在1919年3月3日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说，文学革命的传播速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诗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其影响，全国已经有十余种杂志开始刊登白话文章。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对于文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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