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蔡元培指出了自汉以来，历二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缓慢的原因，预言中国的伦理思想必然向着追求人类自由的方向发展，显示出作者的新型史观和民主意识。
中国伦理学有数千年的历史，资料之丰富为世所罕见。但是，这些思想资料与其他各学科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别开来。
蔡元培认为，史书所载的各种儒林传、道学传，以及学术史的专着，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只能算哲学史而不是伦理学史。
他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将主要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他们伦理思想的前提，细心剔抉出他们关于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理论，理出伦理思想，而且将其系统化，努力找出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从发展变化上掌握他们。
该书体现了蔡元培反对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学术上主张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特点。
他在绪论中指出：“各家学说，与作者主义有违合之点，虽可参以评判，而不可以意取去湮没其真相。”
在叙述各伦理学派时，蔡元培的态度是客观的，不仅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他们的具体内容，而且评判公允。
例如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认为它足以代表“吾民族根本理想，但又提出其哲学之闳深，不及道家；法理之精核，不及法家；人类平等之观念不及墨家。又其所谓折衷主义者，不以至精之名学为基本，时不免有依违背施之迹”。
对于儒家一向贬斥的王充、王安石，作者称赞说：“不阿所好之精神，有可取者，有卓识。”
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作者既肯定他的研究之勤，着述之富，对综合儒家思想有功绩，也批评他独断、保守，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
对中兴陆学的王阳明，作者赞扬其“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励实践之勇气，使思想界气象一新，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在蔡元培看来，“苟无学术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具体到伦理学界，“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盘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
蔡元培担心“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
于是，他在莱比锡大学的课余时间便开始写作《中国伦理学史》。而在德国对西方学说的系统研习，加之其本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使得蔡元培在看待中国伦理问题时的眼界，较之此前一个时期的“道德革命”论述可以更上层楼。
贯穿于《中国伦理学史》中的主线，即蔡元培提出的以“异方学说”与“固有思想”相为衡准的主张。这既是晚清“新学”人士，受到进化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而普遍产生的一种历史意识与文化观念，同时也包含了蔡元培个人的独到思考。
一方面，伦理学意识的勃发与伦理学史的认知框架乃是西学刺激的产物；但另一方面，蔡元培超拔时人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以西学为批判中国旧说的工具，而对西学本身同样能持一种历史的分析态度，将“分道输入”的西方伦理学说条分缕析，加以把握；使之与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相为衡准，最终在相互参照的视野中，形成对“中国伦理学”的相对准确的认识。
蔡元培的译作《伦理学原理》，则是一部他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伦理论的一部重要着作。
该书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系德国着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1878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直至去世。
里德里希?泡尔生思想上属康德派，是当时所谓"形而上学泛心论"的代表，主要着作有《哲学导论》，影响甚大，到1929年已出至第42版（1892年，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对此书有专门的摘录和评论），包尔生的重要着作还有《教育学》、《教育史》、《哲学史》、《康德传》等以及《伦理学体系》。
《伦理学体系》1889年柏林初版，以后多次修订再版，是包尔生作为伦理学家的代表作，也是曾经在德国及欧美发生过广泛影响，至今仍不失其传统伦理学经典意义的一部着作。
该书兼顾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全书共分三编。
第一编为人生观与道德哲学概述，下含六章：一、古希腊道德哲学与人生观；二、基督教人生观；三、旧世界到基督教的转换；四、中世纪人生观；五、现代人生观；六、中世纪与现代道德哲学。
第二编论述了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原则，下含九章：一、善恶：目的论与形式论；二、至善：快乐主义与自我实现论；三、悲观主义；四、恶、祸和护神论；五、义务与良心；六、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七、德行与幸福；八、道德与宗教之联系；九、意志的自由。
第三编为德性与义务论，下含十一章：一、德行概论；二、意志教育和情感训练，或自制；三、肉体生活；四、经济生活；五、精神生活与文化；六、荣誉；七、自杀；八、同情与仁慈；九、正义、十、友邻之爱；十一、诚实。第四编为国家为社会理论纲要，主要阐述了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观点和他对合理的社会生活形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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