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定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罗案一时之间成了大热点。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
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
西方国家也因此而对北京政.府大为不满。
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因此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
即使是弹劾案，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执行。
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何况众议院是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此案，所谓众议院的讨论通过也是有争议的。
罗案是民国以来一件大案子，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总统蹂躏人权”一点。
以堂堂议长而向总统密告阁员，实在不成体统。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向黎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按照《约法》，阁员贪污可以在国会通过查办案，查办案未通过前，议员怎可代表国会署名致函总统。
假如这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盖上国会的印信。还有一点，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然而吴、张控告的另外一人则是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公债司是主管司，当不能辞其刑责。
黎元洪有滥用权力的问题，内阁不按程序办事，同样也是渎职行为。
但是，更为可憎的是这些国会的要员，不是为了明辨是非，而是将此事拿来，作为搞阴谋诡计的借口，足见手段之卑鄙。
国务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临时会议，与会阁员讨论国会的查办罗案咨文。众情愤激，作出两项决定：
（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黎元洪怕得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
（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一切情形通告全国。
这个电报并不是全体阁员都列名。保定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签名。因此列名的阁员只有王宠惠、顾维钧、孙丹休、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
电报最后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惟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
这个案子到了法院，就必需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检察厅根据事实，票传吴景濂、张伯烈二人出庭对质。吴、张二人召集有关议员开会讨论，决定抗传不到，理由是本案由总统交办，公府既非诉讼机关，议长亦非诉讼当事人，当然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向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二十日，吴有电致黎元洪，痛责逮捕罗文干等人违法。
此电火气很大：“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遂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
这个电报好像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还是民国史上的第一次。黎看了这个电报，气得浑身发抖。
当即把吴的电报扔到桌子上，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二十二日，黎拟了一个答复吴的电稿，对于逮捕罗文干一事做了解释，说“嘱薛之衍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所以也不需要叫内阁副署”。
最后一段则火气十足，言道：“……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聩，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径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
这个电报很长，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故事，提出来反打吴佩孚。那是直奉战后，直系查出财政次长钟世铭多拨发奉军军饷一百几十万元，吴佩孚乃电令北京警察厅扣留钟，移送法院究办。
黎的电稿写了未发，待他发了一通火恢复了理智后，深觉犯不着为这事与吴决裂，最后还是把这个电稿留中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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