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四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不少议员前往保定，借参加追悼会为名，接洽内阁问题。
然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却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
原来，这时候保定和洛阳两派对于总统问题正吵翻天。保定方面主张国会要先选总统然后制宪，而洛阳方面则主张先制宪然后再选总统，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能说服谁。
欲速则不达。吴佩孚的本意还是为了曹锟好，他的想法是待国会完成宪法制定，一切就可顺理成章了。
但是，对于总统位子早已急不可待的曹锟，这个时候哪里还能听进去这样的话。加之他的左右一再地挑拨，说吴所以坚持后拖是想等他羽翼更加丰.满好自登大宝，对此，曹已是深信不疑。吴一片好心被误会，一怒之下也不屑于解释，于是，两个人渐行渐远。
二十八日，吴佩孚有回答公府某要人的电报。
言道：“津派（指在天津的曹派）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锟字仲珊）同意，迹近矫命，罪在蒙混，应促国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
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电云：“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
这两个电报都是由总统府传出来的，肯定不是伪造。这样的电报怎么会从总统府流出，有人认为，这是黎元洪拿吴的意见来抵制大选。
反吴派把倒阁运动和筹划大选同时进行。
十七日晚间，吴景濂在他麻线胡同私邸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一同到东厂胡同。口称有机密大事要见总统，并且请黎屏退左右，以便密陈。
黎元洪被弄得莫名其妙，但看他们颜色沉重，也不敢怠慢，就照他们要求办。只见吴从公事包中拿出一个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
黎扯开公函一看，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十一月十四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五千万元的损失。
查奥国借款已由巴黎和会议决，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当然不应再签新约，也不应再换发新债票。况且这等大事，是需要国务会议通过，呈请总统批准后提交国会讨论的。而此案是否提交国务会议虽不清楚，至少总统不知国会未讨论。
更有甚者，华意银行因为达到了换发新债券的目的，已经秘密付出支票八万英镑，这张支票上盖了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这是行贿受贿的铁证。现有华意银行买办李某前来作证，所谓人证物证俱在。
黎元洪看完了公函就问李：“你懂得法律吗？”
李答说：“报告总统，我国法律规定，诬告者应受反坐处分。这案子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怕反坐的处分。”
由于李答复得斩钉截铁，黎便没了主意。吴景濂在旁怂恿说：“这是百分之百的贪污案件，请总统按照以前拿办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先例，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文干捕送法庭办理。”
黎这时很是为难，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吴于是恫吓说：“总统不能再事犹豫，万一罗等闻风先逃，那么责任就在总统身上了。”
黎这时最怕别人给他圈套，怕罗文干真的会逃走，给反黎的人以口实，因此立刻命令侍从武官打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到总统府来。即令他们派兵去抓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抓到后解送法院。
步兵统领聂宪藩奉到黎命，即返办公处，办好一件公文，派排长王得贵率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余人，持了拘捕公文径赴南长街罗宅。
抵达时，罗偕夫人去看电影没有回家。等了一个多钟头，罗一返家，即被逮捕。
罗当时不明究竟，很是生气。
看到步兵统领公文上写：“奉大总统手谕，准众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函开：‘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求谕饬步兵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等由，准此，仰该统领即便遵照，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仰该徘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察厅讯办，切切勿延！此令。”
罗便忿然说：“既然有公文，我当然跟你们去，不过这种作法，简直是笑话，荒唐极了。”
说着便叫人备汽车和王得贵等一同到了步兵统领衙门，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这时也拘到，由步兵统领移至京师警察厅暂时看管。
就在罗被捕的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得到了消息，他们马上联袂到警察厅来探问。王宠惠激动地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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