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尧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张敬尧南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湖南人为表示内心的痛恨，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
还有一句话：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地尤重。
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
他对诸葛亮的认知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
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
马弁们更会拍马屁：“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
他听了乐不可支。
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基本无控制力。
当吴佩孚北撤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
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倾向。
张敬尧察觉后，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使事态得以控制。
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
第五团是穿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他四十岁寿，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敛财的机会。
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九月二十一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二百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
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四百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
二十一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二百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掩饰放行，丑事已暴露无遗。
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五百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学生和各界人士利用各种机会，纷纷发出谴责之声。
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难于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完全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
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
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
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
这位“张毒”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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