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这个总统虽然不同于黎元洪，但从根本上说终不过也是个傀儡，一个傀儡总统会有多大的作为？
北京方面的局势动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向北京请示也得不到答复。
于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北方代表们全体生病，不能出席会议。这样一来，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了一个停顿时期。
五月六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运动的暴发，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由此全体同时得病北方代表们又都一起痊愈，于是恢复了正式会议。
但是，会议仍毫无进展。
五月十三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
（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
（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
（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
（五）和会宣告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
（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
（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但南方代表认为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六月十一日，陷入困局中的徐世昌总统，向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十二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十三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指定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二十二日,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的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已打消辞意。
南北和谈破裂后，美英等几国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
此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对和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坚决求辞，若恢复和谈北方首先需重新选派总代表。
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遭致安福系极力反对。
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徐世昌没有能力接受。
八月十二日，北京政.府决定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
西南非常国会认为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立予反对，通电说：“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当然也知道王揖唐当这个总代表不合适，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安福系威胁他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这样就抓住了徐的死穴。
看来，徐世昌不久前的请辞不过是故作姿态，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大总统的宝座。
八月二十三日，常与北方唱反调的吴佩孚发出通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
电云：“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来自内里的声音自然不同凡响，吴佩孚的电报引起北洋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揖唐任总代表的事，完全推到了徐世昌身上。
八月三十一日吴佩孚致电答龚内阁：“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同日吴又电复龚心湛：“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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