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主战派反对南北和议，坚持对南方动武。为了向冯国璋施加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风来，说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国璋绞尽脑汁想出一个敷衍之法，试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导向荆、襄一隅之地。
在冯看来：荆、襄自主军本不属于西南方面，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对南方也好交代。
怕引起桂系误会，冯国璋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通过王士珍对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他发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磋商南北和平问题，作为对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的答复。
民国七年一月十三日，徐树铮鼓动倪嗣冲出面策动，主战的十六省区的督军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的替罪羊，皖系把全部怒火都发在他的身上。
不堪重负的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
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十六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一月十四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十二人联名发出通电。
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
陆荣廷在这电报中不曾列名。这表明，不但冯国璋主导不了北方的局势，陆荣廷也主导不了南方的局势。
冯国璋挖空心思想出“局部讨伐”之法，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以为既可以满足主战派的要求，又让西南方面不受到进攻。没想到与他的愿望相反，是既不能取得西南方面的理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
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不停地在国务会议上催促下讨伐令。
正在这时，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发动政变。
这使冯国璋面临这样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万般无奈之下，冯国璋一连下了六道命令，对南方大兴讨伐之师。
第一道命令：“查湖北襄郧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复，而该两逆甘心叛国，扰害闾阎，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应即一并褫夺，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以肃军纪而彰国法！此令。”
第二道命令：“谭浩明等，拥众恣横，甘为戎首，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不思绥辑封圻，恪尽军寄之责，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扰临疆，若再滥厕军职，何以申明纪律，警戒来兹？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着即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以彰国法而警效尤！此令。”
第三道命令：“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第四道命令：“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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