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者总是有的。当“文武官员“个个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
别人劝他赶紧跑路，劳乃宣说：“我在前清时，不过是个提学使司，今蒙圣恩高厚，荐升执掌全国司法机关，虽到任数日，关于各省民刑诉讼案件，一件不曾办过，已有尸位素餐之诮，如果要是再擅离职守，越发对不住皇上了。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
该劳死于一九二一年，不知是当时自尽时为人所救，还是只吹吹牛而已。
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劳乃宣，曾经是袁世凯称帝的先行者，是一个极顽固的帝制派。
民国成立后便匿居青岛，发誓不做民国的官。这次蒙张勋赏识，当上了法部尚书的大官。但此人乃是传统功名出身，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
友人见他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用功，便劝他说：“公临时抱佛脚，就算竭尽脑力，也记不得那么多。何况新政以后，旧律例已不适用，你应该多看新法律，这才是解决办法。”
劳乃宣听后很不高兴：“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此人之顽固，可以想象。
十日张勋发出一个通电痛斥北洋派人物的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言道：“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
“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十一日，外国记者到南池子（张大帅公馆）去采访张勋，这位闯下滔天大祸的辫子大帅，态度很镇静。
说：“复辟一事不是我独断独行，我只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们的共同主张，冯国璋有亲笔信（其实这是胡嗣瑗假冒冯的信）在我手中。而段芝贵和徐树铮怂恿我，段祺瑞不能说是不知情。我有他们签名的文件在手，我必要时会公布的，我决不会向他们投降。”
讨逆军虽然把北京城包围起来，可是总想不战而胜，尽量避免在北京城内用兵。九日至十一日，由汪大燮、刘崇杰透过外交团促成和谈的同时，也通过王士珍从中奔走斡旋。
只是张勋的态度顽固，自恃有北洋派拥戴复辟的文件在手，不肯缴械，坚持要自己带辫子兵回徐州。
由于和平解决无望，讨逆军决定攻城，汪大燮和刘崇杰找外交团商谈攻城计划。外交团仍推领袖公使（荷兰公使）答复讨逆军，同意攻城时间以十二日上午四时至晚上十二时为限，大炮只许发放实弹一发，其余则以空炮威胁辫子军投降。
讨逆军于是在十一日晚间决定了作战计划，以第一师进攻朝阳门。攻入城后，即继续向南河沿的张宅进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各师由永定门、广安门进攻天坛，第三师由彰仪门进攻天坛及中华门。
十二日拂晓，第二师进攻天坛，守天坛的辫子军约三千人，听到枪响，就挂起了五色旗表示投降。一小部分不肯投降的辫子军退往南池子张宅。
讨逆军攻势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主要原因由于辫子军完全失去斗志。讨逆军东路由朝阳门攻进东单牌楼及东安市场，西路由宣武门向北到西华门，残余的辫子军被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占领宣化门的讨逆军，在城楼上架设了大炮，炮口对准天安门和南河沿的张宅。
就在这时候，又传来辫子军徐州老巢的消息。张勋手下第一员大将，留守徐州的张文生，率领定武军六十四营通电投降，断了张勋的退路。
张文生(1867-1937)，字星五，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鹿湾乡人。
光绪十三年（1887），十六岁时在山东省临城(今薛城)投张勋部当兵。屡立战功，不足十年，由十长、百长、哨官升任长江江防营统领、徐州镇总兵，随张勋在徐州一带活动。
民国二年（1913），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张文生被提拔为徐州镇守使、安武军司令、苏皖豫鲁四省剿匪督办，成为“辫帅”张勋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原来，张勋复辟公开后，群起反对。留驻徐州一带的安武军闻张勋即将兵败，蠢然思动。安武军四十四营、五十五营勾结匪徒，突然哗变，四出焚掠。驻当涂、宿迁、南通及沭阳等地的张勋旧部亦相继作乱。时张文生当机立断，依靠就近的倪嗣冲，率部剿伐，逐渐扫平，被任命为定武军总统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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