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黄、蔡唱反调，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十一月一日，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
函曰：“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车笠之盟，缟紵之好，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代主丧务，勉持大体，征名遍讣，恐有未周，诸祈见谅。”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
十一月二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护国讨袁第一大功臣的蔡锷，在黄兴逝世后八天病逝于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已积劳成重病，主要为喉疾。民国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由永宁启程，二十九日抵大洲驿，七月一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已非常严重，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
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三十九度，夜不能寐。
蔡锷是个责任心极强人，虽然在病重之中，仍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必须尽快解决，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仍抱病坚持任事，他也确有许多未了之事。
七月四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法国医生检视后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锷的最可贵处在于从不居功。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却不汲汲于名位权利。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这应当是最可宝贵的品德。有些人特别贪恋权位，但却虚伪得很，说自己死抓住权力不放是为国为民，是因为离了他不行。其实，我们可以告之这样的人，你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岂不知过分的贪恋权力本身，就是祸国殃民，比如袁世凯之流。
比起袁世凯这样虚伪的人，M国的那个特没谱好像更招人喜欢些，因为他至少不装腔作势，似乎是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我就这么的不是东西！
从以下面两则电报，可见蔡锷的伟人情怀和人品：
七月十七日蔡电唐继尧：“滇、黔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难，虽达拯渊救焚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计之，滇、黔善后尚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公私两济。……”
七月是九日复唐继尧电：“洽电敬悉，奖饰溢量，感愧奚似。窃意锷前者之出，秉诸良知，今兹之退亦然……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务望蔩公为大局计，为友谊计，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俾锷得以克日东渡。……”
七月二十一日蔡锷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
八月一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拍手称庆。
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锷接任督军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
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
"五老七贤"是泛指光耀在四川的一个传统文化群体。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前清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全川"的教育家。“曾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着；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五老七贤”是一群没有实际官职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遗老闲人。这如同古代“商山四皓”、"会山五老” 、“竹溪六逸” 、"竹林七贤”一样。至于他们当中，哪几个属于“五老”， 哪几个又属于“七贤”，则是没有严格而明确区分的。而且实际归入这个行列的人数，往往也并不止于十二个人。
清末民初，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礼遇，其中的佼佼者都被尊称为“五老七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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