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虽是军界中人，也热心社会事务，并积极参与其中。
一九零九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湖北也是重要发生地。在留日的爱国学生鼓动下，武汉的绅、商、学、军各界闻风而动。为统一行动，成立了铁路协会，黎元洪是协会的军界代表。
由于办事热心，被协会众人推举为组织领导者之一的协会委员。他积极的为协会出谋划策，支持选代表入京请愿。为了解决活动的经费，他还组织在军队内进行募捐，他个人也带头捐款。
这验证了恩格斯的那句话：“最先的抗议，往往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发出的。”
黎元洪从社会最低层起步，接触的是新式教育，身居官场多年，对清廷统治的腐朽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不是革命党，也从未参加过革命党人的活动，但他在心底是同情革命党人的。
革命党人在新军的活动，他虽然没提供过帮助，但很多时候是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如果没有太大的风险，他也是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方便的。
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截获，密告到黎元洪处。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
刘静庵（1875—1911），湖北潜江人。原名贞一，又名大雄，字敬安、敬庵，一九零三年赴武昌加入湖北新军。
一九零四年参加科学补习所，谋划长沙起义未果。也曾与王汉、胡瑛密谋行刺清廷户部右侍郎铁良。
同年以担任美国教会阅报室司理为掩护，订.购革命书刊，组织演讲，宣传革命。
一九零六年主持创立日知会，被推为总干事，联络军、学、绅、商各界，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
十二月计划于武汉发难，以响应萍浏醴起义。后被叛徒诬告为通缉在案的哥老会首领刘家运，于一九零七年被捕。
一九零九年被判处永远监禁，在狱中坚持读书，团结狱友，并以“铁血军”名义宣传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因备受酷刑，在武昌首义前病逝狱中。
一九零六年，江西萍乡发生了一起土匪冒充革命党人的暴动，惊动了清廷。清廷急电南京，武汉出兵镇压。
湖北军最高长官张彪派黎元洪带兵前往。出发前，因为搞不清暴动的是土匪还是革命党，黎元洪就给军官们开会，特别强调，此次军事行动，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搞清楚暴动的是革命党还是土匪，对二者是要不同对待的。
若是祸国殃民的土匪，没说的，就是要坚决镇压。若是革命党人，则要多多劝解，多用政治手段化解矛盾。因为这些人是有信仰的人，行事有自己的追求和道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镇压手段。
到达萍乡后，黎元洪没急于用兵，而是和当地百姓了解这伙人的情况。当得知这些人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时，断定这伙人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土匪，立即组织进剿。
这伙土匪本来想打着革命党旗号浑水摸鱼，见他们的伎俩被识破，逃之夭夭做鸟兽散。黎元洪带着他的部队，在萍乡驻扎了二个月。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当地人从未看到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
离开时，当地民众自发送黎元洪所部“亲民牌伞”，那种类似于万民伞的东西，虽然比不上朝廷给的那些嘉奖，但又是任何奖赏都比不上。
“楚报”主笔张汉杰，是日知会会员，撰文抨击湖北巡抚陈变龙出卖主权，陈大怒。他并不知张是革命党，却硬给张安个革命党的罪名，说张这是在鼓吹革命。勾结英国驻武汉领事，将张汉杰逮捕，引渡，交陆军执法处审理。
陆军执法处长是满族人铁忠，是黎元洪的朋友。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没有人找他帮忙，他却主动找到铁忠，为张汉杰说情。
言道：“彼弄笔之书生耳，以口舌刻薄，致触当道忌。若必仰承意旨而严惩之，则舆论将集矢公之一身，公何必取媚于一人，而犯众怒乎？”
铁忠听了黎元洪的话，觉得有道理。他对巡抚陈变龙本无好感，实在没有必要为他而为千夫所指，于是就想把张汉杰无罪释放。但遭巡抚陈变龙百般阻挠，无奈轻判了一年监禁。后陈变龙调理武汉后，又是黎元洪设法，将张汉杰提前释放。
在武昌首义之前，黎元洪辖下的二十一混成协内，也是日知会等革命党人密布，活动也相当热络。有人提醒黎元洪，再不加管控，会受到这些人的牵连，黎元洪还是视而不见。
有一天，下属施化龙偷着向他报告，说有好几个营里，都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活动。请示黎元洪如何处理。
黎元洪和施化龙个人感情不错，可以无话不说，对施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张彪）闻之，更难办理。”
不久，时任连长的革命党人潘康时，从事秘密活动被发现，案子搞得很大，黎元洪保不住了。从事革命党活动是重罪，为了让潘康时能够轻松过关，黎元洪做通了营长的工作，向上写报告时，说潘康时是聚众吸食鸦片。将潘康时撤职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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