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份电报全文如下：
唐、任电云：“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
“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
“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
蔡、戴电云：“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钢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问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在一片颂扬声中的袁世凯，在接到云南方面哀的美敦电后，虽然吃惊不小，但这时并没有把云南当回事。在他看来，云南僻处边隅，一省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反袁的联合力量小得多了。当年四省反袁，出动北洋军即一举讨平，如今一个小小的云南，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平定。
不过他这时并不想用兵，不想大动干戈，而是请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要葛夫透过私人关系，劝告唐、蔡收回这个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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