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在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国会的答复书如下：
“……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以开议日 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
“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
“查两院议长， 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 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 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 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 《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
“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 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
“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 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
“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实情。且现已由内务总长 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 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
“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 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对议员们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着力否认议员们有质问权，对袁世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这个“第一流人才内阁”更加名誉扫地。
袁世凯当然不想恢复国会，又不想独担解散国会的恶名，就想到了召开政.治.会.议来解决问题。
政.治.会.议原是袁世凯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世凯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
袁世凯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
最初，袁世凯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
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世凯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经羲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经羲为议长。
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会.议议员六十九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怀仁堂，恭谒袁大总统。
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把政.治.会.议的性质加以描述。
他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政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这时，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 袁世凯授意十九省军民长官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
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根据上面两电，咨询政.治.会.议取决可否，以便实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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