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个社会要完成一次大的变革，一般是要分别通过二种方式。
其一是通过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政权。
这样的变革，社会付出的代价极大，要有大量的人流血牺牲，战争也会给社会方方面面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种变革代价虽然昂贵，但改变起来容易一些，因为旧有的东西已经砸烂了，不存在了。在旧的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从上到下的改变。
还有一种就是改革，也就是在保留旧的国家机器，寻求改变。或者说是利用旧有的国家机器去实现改变。
这样的改革和前者比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但改变要艰难得多。
新旧的思想，各种新旧的势力，交织在一起，反复的博弈、较量和斗争。
每走出一步都会经历艰难曲折，都要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阵痛。
而戊戌变法就属于后者。
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在人事上启用改革派，比如改革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都得到重用。
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
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
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文化上、废除八股，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着作和发明。
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袁世凯在这次变革中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很多人认定，戊戌变法所以失败就因为被袁世凯所出卖。
戊戌变法中存在维新派和守旧派，袁世凯属于哪一派呢？
戊戌变法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四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虽然，此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但这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一次演习。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着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鼓吹变法，并组织了一个强学会。
从思想体系上来说，袁世凯肯定属于维新派。
从年轻时开始，他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否则，他的科举之路也就不至于走得那么糟。
在朝鲜他就用“西法”训练新军，可见他对外是呈开放姿态的。
驻节朝鲜十多年，常和西方人打交道，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视野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
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袁世凯就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替康有为把万言书呈递给荣禄。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时，他是参加者之一，而且是积极分子。曾为学会捐款五百元，还发动别人捐款。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袁世凯上书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并公开宣称：“时局危险，必须变法，变法之政一时难于毕举，应选择用人、理财、练兵三项着力变革。”
事后不久，袁世凯继续上书：“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
一八九八年三月，袁世凯还在和翁同龢讨论变法。
有明文记载，说袁世凯是“其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不但如此，在变法初期，他仍然是变法的极力鼓吹者。
同年的八月二十四，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决定十月前去天津阅兵，京津一带盛传着天津阅兵时荣禄将要废除光绪的传言。
要废光绪，对于老佛爷来说，易如反掌，为什么非要等到天津阅兵呢？显然这是无稽之谈，是谣言。
但这是谁造的谣呢？维新派和保守派都有可能。
如果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目的在于激化矛盾，促使改革派采取进一步行动，尽快搬开改革的绊脚石。
如果是保守派，目的同样是为了激化矛盾，制造紧张空气，引诱改革派采取过激行动，给镇压改革派找到下手的借口。
无论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
因为，维新派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康有为也好，梁启超也好，他们再书生气，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些个人是赤手空拳，也知道他们所倚仗的光绪皇帝，手里有多大的权力？
听到传言，维新派这些书生谎了手脚，他们要给自己找抓手，他们要抓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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