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1931年）四月中旬，奉天。
“凤本大捷”的辉煌胜利，如同在阴霾笼罩的中国上空炸响的一声惊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人心，也让奉天这座英雄之城，成为了举国瞩目的抗日灯塔。然而，辉煌的战绩背后，是巨大的物资消耗和人员伤亡。如何维持高昂的士气、保障部队的持续战斗力，并进一步扩大抗日阵营的影响力，成为摆在总指挥李幼邻 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就在此时，一位重量级人物的意外到来，为这场抗日大业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战事暂告一段落，李幼邻立即着手处理最实际的问题——赏功恤死。他深知，将士用命，源于信念，也需现实的保障。在征得其他将领同意并履行必要程序后（此举亦含削弱张氏在东北残余影响力的政治考量），他下令从已被接管的“边业银行” 及张少帅在奉天的私库中，拨出巨款：
* 拨现大洋300万元，作为全体参战官兵（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和警卫军）的额外恩饷 及战役胜利奖金，立即足额发放到位。
* 拨现大洋100万元，设立“抗日烈士抚恤及伤残基金”，专款专用，用于发放阵亡将士抚恤金、安置家属、救治伤残官兵。
此令一出，全军欢腾！官兵们不仅为辉煌的胜利自豪，更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怀，士气空前高涨，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李幼邻此举，既是对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肯定，也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动员，将各方部队更紧密地团结在了抗日旗帜下。
就在犒赏事宜紧张进行时，卫兵报告，有贵客到访。李幼邻迎出一看，不禁又惊又喜！来人竟是冯庸！
冯庸，字振九，乃是东北军元老、曾任吉林军务督办冯德麟 之长公子。他出身显赫，却非寻常纨绔子弟，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投身军旅，曾在东北军中任职，后对内部倾轧感到失望，转而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在东北政商两界乃至民间，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其家族财力雄厚，本人更是以急公好义、热心公益着称。
“振九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进！” 李幼邻热情地握住冯庸的手，将其迎入指挥部。
冯庸风尘仆仆，却精神矍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幼邻兄！我在关内听闻奉天连日大捷，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我冯庸虽是闲散之人，但亦是中国人，更是东北人！守土抗战，岂能缺席？”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诚恳：“我知前线将士用命，耗费必巨。此番前来，未备厚礼，仅凑集现大洋二百万元，权作犒军之资，略表我支持抗战、钦佩诸位英雄的一点心意！万望笑纳！”
此言一出，指挥部内众人无不为之动容。在各方势力或作壁上观、或暗中掣肘之际，冯庸此举，无疑是雪中送炭，更是一面彰显民族大义的旗帜！
李幼邻心中暖流涌动，紧紧握住冯庸的手：“振九兄高义，幼邻及全体将士感激不尽！此非仅是金钱，更是我四万万同胞的赤子之心！” 他当即下令，将这二百万元 也作为特别犒赏，立即发放给前线官兵，并郑重宣布：“我提议，并征得各位将领同意，即日起，聘请冯庸先生为我‘东北前线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望振九兄万勿推辞，以您在东北的声望，共襄抗敌大业！”
冯庸略作谦逊，便慨然应允：“既蒙诸位将军信赖，冯某敢不从命！必当竭尽绵薄，共御外侮！”
冯庸 的加入，其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力巨大。他不仅是财力雄厚的实业家，更是连接东北本土势力的一面旗帜。李幼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进一步扩大影响、凝聚人心的绝佳机会。
他立即与冯庸、马占山、马占海、黄显声 等联军高级将领商议，决定以“东北前线抗日联军总指挥李幼邻、副总指挥冯庸暨全体将领” 的名义，再次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
“全国各武装团体、各界同胞钧鉴：
倭寇肆虐，山河破碎，东北危殆，全国震惊！我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秉承守土之责，激于义愤，自三月以来，于奉天、本溪、凤凰城诸地，屡挫敌锋，毙伤甚众，缴获无算，事实俱在，可质天日！
然敌势方张，增兵不已，我部孤悬敌后，械弹消耗极巨，伤亡亟待补充。当此民族存亡之秋，非全国上下同心，不足以言胜利！
今有辽中义士冯公振九，毁家纾难，千里来归，共举义旗，此诚全国同胞之楷模！
特此通电， 呼吁全国一切爱国武装，无论派系，迅即北上出关，共赴国难！呼吁全国各界同胞，踊跃输将，支援前线！ 枪械、弹药、药品、粮秣、款项，均为我所亟需！
东北在，则华北安；华北安，则全国宁。我辈军人，誓与东北共存亡！惟望全国同胞，速起图之！
东北前线抗日联军总指挥 李幼邻、副总指挥 冯庸暨全体将领同叩。”
这封由李幼邻（代表抗日武力）和冯庸（代表东北民意和财力）联署的通电，较之以往更具号召力。它既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又凸显了深厚的民意基础，发出了超越党派、团结全国共御外侮的强烈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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