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坐着，看火，听风声，感觉屁股下的土地是冷是热，闻空气里有什么味道。”老康闭上眼睛，“一个时辰后，告诉我你们感觉到了什么。”
起初孩子们坐不住，抓耳挠腮，窃窃私语。但老康真的就闭眼坐着，像块石头。慢慢地，孩子们也安静下来。
一个时辰后，老康睁开眼：“说吧。”
“我听到五种风声，”一个女孩说，“高的、低的、远的、近的、还有从那个黑窟窿（地穴）里钻出来的。”
“我屁股下面的土，靠近火的那边热，另一边凉。”
“我闻到……木头烧焦味、土腥味，还有一点甜味，不知道是什么。”
老康点头：“今天学到的东西，记在心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
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七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学坐着”。孩子们从最初的烦躁到后来的平静，感知越来越细腻。第七天，那个最小的孩子突然说：“康爷爷，地穴那个黑窟窿，每天这个时辰，都会有一股特别的风出来，带着凉气。是不是土地在呼气？”
老康笑了：“是不是，你自己想。重要的是，你注意到了。”
与此同时，根叔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在林子里“学听声”。不是听地籁琴，是听自然的声音：不同树的叶子在风里的声音有什么不同，上午的鸟叫和下午的鸟叫有什么区别，下雨前和下雨后虫鸣的变化。
春婶的“学堂”在厨房和菜园。她教孩子们用手摸判断面粉的湿度，用鼻子闻判断酱的发酵程度，用眼睛看判断菜的成熟度。“这些不用仪器，用你们自己的身体。”
陈松年的地籁琴课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先不让孩子们碰琴，而是带他们去不同的地方——溪边、林间、田埂、石滩——让他们先听自然的声音，再试着用人声模仿，最后才让他们摸琴。“琴不是乐器，是翻译器。先把土地的话听懂了，再用琴翻译出来。”
这种“浸润式”的传习，起初看起来漫无目的，但三个月后，变化开始显现。
春分那天，老康带孩子们去观察苏醒。他们没有用任何仪器，只是安静地站在田野里。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突然指着远处一片缓坡：“康爷爷，那里醒得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别的地方是从下往上醒，那里是从中间往两边醒。像……像一个人头疼，从中间开始皱眉头。”
老康心里一惊——那片坡地去年发生过小范围滑坡，土壤结构尚未完全恢复。但他没说破，只是问：“你觉得为什么？”
女孩想了想：“可能那里受过伤，还没好全。”
另一个男孩则注意到河滩上一处异常：“那里的芦苇，有一圈醒得特别晚，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后来去查看，发现那里埋着一块旧地基的石头。
孩子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土地：不再是平面的、沉默的，而是立体的、有故事的。他们学会了注意“不对劲”的地方——那些不符合整体节奏的细节，往往隐藏着土地的秘密。
谷雨前后，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
陈松年的一个学生，十三岁的男孩小川，在练习地籁琴时突然哭了。大家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听到南坡那片新开的茶园在哭。”
南坡茶园是去年新垦的，长势一直不太好。大人们用各种方法调整，效果有限。小川坚持说，他弹到某个音时，清晰地感觉到琴弦传来一种“疼痛的振动”。
陈松年没有否定他，而是带他去南坡，让他对着茶园弹琴。弹到那个音时，小川说：“就是这里，疼。”
阿灿听说后，去那片茶园仔细检查。最后在边缘处发现，新垦时翻出的底层土壤没有妥善处理，形成了一道坚硬的“犁底层”，阻碍了根系下扎和水分渗透。经过改良，一个月后，那片茶园长势明显好转。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后，再没人把孩子们的“感觉”当儿戏。大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在城市长大、习惯了电子产品的孩子，一旦重新打开感观，可能比成年人更敏锐、更直接。
夏至，“土地学堂”进行了第一次“联合课”。四组孩子在野猪岭集合，进行综合观察。老人们只给了一个任务：“用你们所有的感觉，给这片山写一封信。”
孩子们分散开去。两个时辰后，他们带回了各种“信”：
有的是一幅画，用五色泥土调色，画出了山的“心情”——向阳处用暖色，背阴处用冷色，祭祀地穴处用深黑色，但黑中透着红，像闭着的眼睛。
有的是一段“声音地图”，用录音笔录下了十二处不同地点的声音，编辑成一段八分钟的音景，从清晨的鸟鸣到正午的蝉声，再到傍晚的风过林梢。
有的是一组“触觉日记”，用盲文般的凸点记录了不同地面的质感：石头的粗糙、泥土的绵软、苔藓的湿润、枯叶的酥脆。
最特别的是一个女孩的“气味诗”——她采集了二十四种植物的气味，用文字描述：“松针是绿色的针，刺破空气；薄荷是透明的小球，在舌尖炸开；腐土是深褐色的毯子，裹着去年的梦；新雨是银灰色的丝线，把所有的气味缝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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