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市场2
年轻一代中也有分歧。虎子支持商业化：“机会难得！咱们村一直说要创新，这不就是最前沿的创新吗？记忆保存技术可以帮到很多人，同时创造经济价值，有什么不好？”
但秀兰的女儿、二十岁的林溪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记忆修复’做成产业，那村里谁有资格提供记忆？只有老康爷爷、根叔公他们吗？那些不善言辞的、记忆不那么‘精彩’的老人呢？他们的记忆就不值钱吗？还有，定价怎么定？一个温馨的家庭故事值一百，一个悲惨的励志故事值一千？这是不是一种……记忆的不平等？”
最深的担忧来自尹晴。她看到的是整个村庄生态可能发生的质变：当“保存和售卖记忆”成为新的经济引擎，村庄的重心会不会从当下的生活，转向对过去的挖掘和包装？村民们会不会开始“表演记忆”甚至“制造记忆”以适应市场需求？那些真实的、琐碎的、不具戏剧性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因为“商业价值不高”而被边缘化？
投资人第二次来访时，带来了更具体的方案：成立“溪云记忆科技有限公司”，溪云村以品牌和现有数字资产入股，占30%；投资方出资占70%，负责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和全国连锁扩张。预计第一年即可实现盈利，三年内开设二十家城市体验店。
方案摆在桌面上，像一份诱人又沉重的契约。
那一晚，尹晴彻夜未眠。她走到“地脉聆听馆”，地下泉水的汩汩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她想起老余的批判、林星回的“中间地带”、溪月的边界之争、老康的归来、以及大地本身的声音。每一次外来冲击，都在迫使溪云村更深入地审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去向何方？
这一次的问题更加根本：当记忆本身可以标价出售，一个村庄的灵魂该如何定价？
第二天，尹晴召集了一个特殊的会议，参与者包括老康、根叔、陆远舟、林溪、虎子、秀兰，以及那位投资人。会议地点不在村委会，而在老康家院子里的枣树下。
尹晴开门见山：“今天我们不投票，不做决定，只做一个思想实验。”她转向投资人，“王总，假设我们接受了您的方案。五年后，溪云村会是什么样子？”
投资人眼睛一亮，开始描绘：“五年后，溪云村将成为‘中国记忆保存与修复第一村’。这里会有最先进的数字记忆实验室，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客户会来这里定制他们的记忆场景。村民中，有记忆讲述师、记忆采集师、记忆场景设计师等新职业。我们会有‘记忆节’、‘记忆论坛’，相关产业链——住宿、餐饮、文创——都会蓬勃发展。村民收入至少翻两番。”
“那么，”尹晴问，“五年后，一个普通的溪云村傍晚，会是什么样？”
投资人顿了顿：“傍晚……忙碌了一天的记忆工作者们下班休息，游客们在体验中心排队等待夜场VR体验，民宿和餐馆灯火通明……”
“孩子们呢？”林溪突然问。
“孩子们……当然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可以继承这份事业，或者出去深造。”
“他们还会在晒谷场——现在是文化广场——上玩吗？还会听老人讲那些没有录音、没有定价的故事吗？还会不会因为一个故事不好听而跑开，因为另一个故事太吓人而捂耳朵？”林溪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
投资人沉默了。
老康缓缓开口：“我孙子在城里上学，上次回来，让我给他讲个故事。我讲了，他拿着手表录音，说要交给老师当作业。我说你不用录，就听。他说不行，老师要检查录音。他听故事的时候，眼睛一直看手表上的录音进度条，不是看我。”
院子里只有风吹枣树叶的沙沙声。
尹晴看向陆远舟：“远舟，你做这个项目的初心是什么？”
陆远舟沉默良久：“最初……是想用技术保存即将消失的东西。想让更多人，包括我自己，理解我们从哪里来。但后来，看到那么多人的需求，看到技术可以带来的安慰，还有商业的可能性……我有点迷失了。”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困惑，也有挣扎：“但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技术带来的慰藉就不如‘自然的’慰藉？如果一个失去亲人的人，通过数字场景感到一丝安慰，这难道不是善事吗？如果我们能把事情做好，为什么不扩大规模，帮到更多人？”
“问题在于，‘做好’的标准是什么？”根叔磕了磕烟斗，“是让客户满意付钱？还是真正尊重记忆本身——包括它的模糊、矛盾、不完美？”
投资人插话：“各位，我理解你们的情感。但商业就是商业，它有自己的逻辑。你们可以提供高品质的、有伦理的‘记忆服务’，定高价，服务小众。但那样规模有限。如果想做成产业，惠及更多人，就必须标准化、规模化，就必须考虑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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