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门槛上坐下，门槛被磨出了深深的凹痕，不知道是多少双脚、多少年月的成果。
“这里，”他拍了拍门槛，“这才是我的溪云村。”
尹晴在他身边蹲下，没有说话。
“我不是说现在的新村不好，”老康看着破败的屋子，“它漂亮，干净，方便，能让年轻人留下，能让老人活得有尊严。这很好，真的很好。”
他停顿了很久。
“但我回来了，想找的不是这个。我想找的是那个下雨天屋顶会漏、冬天窗户会灌风、但每天早上会被鸡鸣叫醒的村子。我想找的是那个我父亲劈柴、母亲做饭、弟妹哭闹的院子。我想找的是那个我拼命想离开、离开后又拼命梦见的地方。”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尹晴听出了底下汹涌的暗流。
“可那些东西没了，”老康继续说，“不是被拆了，就是被改造了，或者被‘保护’起来了，放在玻璃罩子里，贴上标签，成了展品。我回来了，但我的溪云村没回来。它成了一个美丽的琥珀，我在外面看着，在里面找自己的影子，但影子被固定住了，动不了。”
尹晴感到一阵刺痛。她想起林星回说过的“感知地图”，想起老余说的“被遮蔽的”，想起溪月带来的“边界之争”。现在，老康带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个地方为了“变得更好”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那些与旧面貌共生的人的记忆和情感，该何处安放？
“康叔，”她轻声说，“您愿意……把您记忆里的溪云村画出来吗？或者写出来？任何形式都可以。不是作为展品，而是作为……作为另一种版本的故事，和现在的溪云村并存。”
老康看着她，眼神复杂。“并存？怎么并存？游客来看光鲜的新村，谁会在乎一个老头记忆里的破村子？”
“也许有人在乎。”尹晴说，“也许有些人，想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典范，而是一个有皱纹、有伤疤、有温度的生命历程。”
那天之后，老康开始在村里走动时，多带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他画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村口的老磨坊，如今是停车场的一角；西头的晒谷场，现在是文化广场；南坡的柿子林，现在是民宿区。
他画得很笨拙，线条歪斜，比例不准，但每一笔都带着记忆的重量。他不仅画场景，还在旁边写小字注解：“磨坊的王瘸子，右手缺三指，但磨豆腐全村最好”、“晒谷场夏天傍晚最热闹，孩子们捉迷藏，大人们聊天”、“柿子林的柿子树，第三棵最甜，我们总是第一个去偷”。
这些画和文字，起初只是老康个人的寄托。但有一天，他在祠堂前的石阶上画画时，被几个来写生的美院学生看到了。
“爷爷，您画的是什么？”一个女孩好奇地问。
老康指指眼前的石板路和仿古路灯，“这里原来是土路，下雨全是泥。路两边是各家的篱笆，篱笆上爬着扁豆和牵牛花。夏天的晚上，大家搬着小凳子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讲鬼故事。”
学生们围过来，看他本子上歪歪扭扭的画和密密麻麻的小字。他们发现，这个老人笔下的溪云村，和他们看到的、画下的完全不一样，但似乎更有一种粗犷的生命力。
“爷爷，我能拍您的画吗？”
“您能讲讲这口井的故事吗？”
“这个消失的打铁铺在哪里？”
老康被年轻人的热情弄得有些无措，但慢慢地，他开始讲述。不是作为“成功典范”的讲解员，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又离开又归来的老人，讲述他记忆里的村庄。
消息传开，来找老康的人多了起来。有游客，有研究者，有村里好奇的年轻人，甚至有几所学校组织学生来“听康爷爷讲过去的溪云村”。老康的小本子不够用了，尹晴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画板和更多的纸张。
他画得越来越熟练，讲述也越来越流畅。但他坚持一点：不美化过去。他说过去的贫穷、不便、争吵、苦难，也说过去的温暖、互助、简单和快乐。他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矛盾的、活生生的村庄，而不是一个浪漫化的怀旧对象。
三个月后，在尹晴的提议下，村委会决定在文化展示中心开辟一个新的角落：“时间的溪云——个人记忆与集体变迁”。这里陈列着老康的画作和文字，配上录音（他讲述的声音），以及一些从旧物仓库里翻找出来的老物件：一个生锈的镰刀头，一个破了的陶罐，一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分簿。
展览说明上写着：“这是一个人的记忆地图，也是一个村庄消失的风景。它不替代当下的溪云，只是与它并存，提醒我们：每一次向前，都伴随着告别；每一次新生，都根植于旧土。”
展览开放那天，来了很多人。老康躲在角落里，看着人们在他的画前驻足、倾听、讨论。他听到一个年轻村民对同伴说：“原来这里以前是这样的……我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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