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8年9月11日的晨光，薄得像一层蝉翼，带着深秋的寒凉，斜斜地切过第五省清河县老城的狭窄巷陌。巷子里的路面坑洼不平，积着昨夜的雨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水洼里漂浮着腐烂的落叶和塑料袋，风一吹，便散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巷尾的一间出租屋，门楣斑驳，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砖缝里长满了青苔。门牌号“37号”的铁皮牌子，锈迹斑斑，在风里晃悠着，发出“吱呀——吱呀——”的轻响，像是在诉说着这间屋子的沧桑。
这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屋子，被一块泛黄的布帘隔成了两半。外间摆着一张掉漆的木桌和两条长凳，桌腿歪歪斜斜，靠着几块砖头才勉强站稳。桌上放着半袋面粉和一坛咸菜，面粉袋的口子用绳子扎着，露出里面微微发黄的粉末，咸菜坛子的盖子上，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墙角堆着捡来的废纸箱和塑料瓶，那是林晚霞攒着卖钱的，堆得半人高，几乎占满了狭小的空间。里间的光线更暗，即使是白天，也需要开着一盏昏黄的节能灯，灯光下，两张简易的木板床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床上躺着林晚霞的父母。父亲林建国的腿在三年前的工地事故里摔断了，因为没钱做手术，落下了终身残疾，如今连翻身都要靠人帮忙，他的腿上缠着破旧的绷带，绷带上隐隐渗出深色的血迹。母亲张桂英的哮喘病拖了十几年，最近又添了心脏病，稍微动一动就喘得像破旧的风箱，嘴唇常年泛着青紫色，她的枕边放着一瓶廉价的止咳药，药瓶已经空了大半。
林晚霞蹲在母亲的床边，小心翼翼地给她掖了掖薄被。被子是用了十几年的旧物，边角已经磨破，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棉絮里甚至夹杂着几根线头。“妈，今天感觉怎么样？”她的声音轻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眼底的乌青像浓重的墨，遮都遮不住。
张桂英勉强睁开眼，浑浊的目光落在女儿脸上，看着她眼下的乌青，心疼地叹了口气，气还没喘匀，就忍不住咳嗽起来，咳得身子直发抖。“霞霞，你昨晚又熬夜直播了？别太累了……我这老毛病，熬一天是一天，不值得你这么拼。”
“妈，您别这么说。”林晚霞强忍着鼻尖的酸涩，挤出一个笑脸，伸手轻轻拍着母亲的背，帮她顺气，“医生说了，您这病好好调理就会好的。等我发了工资，就去给您抓药，抓最好的药。”
这话，她已经说了无数遍。可工资攥在手里，比针尖还烫手——她在餐馆当服务员，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两千全证币，八百要交房租，五百要维持一家三口的口粮，三百要给父亲买止疼药，剩下的四百，连给母亲买一瓶普通的哮喘药都不够，哪里还有余钱去抓什么“最好的药”？
半个月前，清河县全民房屋分配署的公告栏贴出了分房新政的细则，红纸黑字，贴得满满当当。林晚霞路过的时候，脚步都挪不动了，她凑上前，一字一句地看，细则上白纸黑字写着：“无房户、人均居住面积低于十五平米、重病家庭优先分配”。这三条，她家条条都占了。林晚霞的眼睛亮得像燃着的火，她连夜整理了材料——皱巴巴的租房合同、医院开的厚厚一沓病历、社区主任签字盖章的贫困证明，她把这些材料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一个塑料袋里，生怕被风吹坏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她就攥着那叠皱巴巴的纸，跑到了分配署。
可分配署的办事员，坐在空调房里，翘着二郎腿，手里玩着手机，眼皮都没抬一下。林晚霞恭恭敬敬地递上材料，他扫了一眼，就像扔垃圾一样扔回给她，嘴里不耐烦地嘟囔着：“排队去。全县这么多贫困户，轮得到你？等着吧，等个十年八年，说不定就有你的份了。”
她不甘心，又跑了三趟。第一次，办事员说材料不全；第二次，说领导不在；第三次，她隔着办公室的门缝，听见两个办事员在里面闲聊，一个说：“你听说了吗？咱们县的第十代商品房，好户型都分给了‘有关系的人’，李局长的小舅子，一下子就分了两套。”另一个嗤笑一声：“这有什么稀奇的？这年头，没权没势，想分房？做梦去吧！像林晚霞那样的平头百姓，连汤都喝不上。”
那一刻，林晚霞的心，凉得像冰。她站在分配署的门口，看着街对面崭新的安置房小区，那些带着空中楼阁的房子，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像一根根针，扎在她的心上。而她的家，在阴暗的巷尾，在三十平米的逼仄空间里，在父母一声声的咳嗽里，在她日夜不休的奔波里。
上午十点，林晚霞匆匆啃了半个冷馒头，就往餐馆赶。馒头硬邦邦的，噎得她直打嗝，她却舍不得喝水，生怕耽误了时间，被老板娘扣工资。餐馆在县城的闹市区，名叫“惠民小吃”，名字听着暖心，老板娘却尖酸刻薄得像寒冬的风。拖地、擦桌子、端盘子、洗碗，她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从开门忙到打烊，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老板娘的呵斥声，顾客的催促声，混杂着油烟味，灌满了她的耳朵。有一次，她不小心打翻了一碗汤，溅到了顾客的裤子上，老板娘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了她半个多小时，扣了她三天的工资，她却只能低着头，一遍遍地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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