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海起得比往常都早。
天还黑着，他摸黑穿上那件中山装，系扣子的时候手顿了顿。扣眼太小，指甲掐了半天才扣进去。这衣裳是六五年买的，料子好，一直舍不得穿。今儿个不知怎么就翻出来了。
易大妈也醒了，在被窝里看着他。
“这么早？”她问。
“嗯。”易中海把最后那颗扣子系好，站在那儿，低头看了看自己。中山装的袖子有点短了，这些年瘦了，手腕子露出来一截。
他从柜子里翻出那个旧公文包，把昨天装进去的笔记本拿出来，又放回去，又拿出来。
易大妈坐起来，披上棉袄，看着他。
“要不……”她开口。
“没事。”易中海把笔记本又塞回包里，拉上拉链，“你再睡会儿。”
易大妈没躺下，就那么坐着，看着他把包挎在肩上，看着他把门打开。
门外还黑着，冷风灌进来。
易中海站门口，背对着她，没回头。
“萝卜还有吗？”他忽然问。
易大妈愣了愣：“有。”
“晚上还炖那个。”他说。
门关上了。
易大妈坐在床上，听着外头的脚步声远了，听着院门轴吱呀响了一声，又没声了。
她坐了很久，才躺下，没睡着。
易中海推着自行车出了胡同，天开始蒙蒙亮了。
街上人不多，扫街的老头在路中间慢慢扫，扫帚刷过柏油路，沙沙响。他绕过去，继续往前走。
走到厂门口的时候，太阳刚露头。
厂大门敞着，门卫老张正在那儿喝茶，见他过来，站起来打招呼：“易师傅？这么早？”
“嗯。”易中海把车停下，“厂领导今儿个谁在？”
老张想了想：“孙书记应该在了，他这几天来得早。王厂长出差了，李主任在。”
易中海点点头，把车推进去，锁在车棚里。
车棚里停着几辆自行车，都灰扑扑的。他的车也灰扑扑的。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才转身往办公楼走。
办公楼是三层红砖楼，六二年盖的。他来过无数回，开会被表扬，领奖状，偶尔也挨批评。哪回都没今天这感觉——腿有点沉。
一楼走廊里没人，日光灯开着，惨白的光照着水泥地面。他走到楼梯口，站住了。
二楼，孙书记办公室。
他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往上走。
楼梯吱呀吱呀响，像昨儿个在街道一样。他想起王主任那句话——“有些事，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
他上了二楼，走到孙书记办公室门口。门关着，门上的玻璃窗透出灯光。
他站在门口，抬起手，要敲门。
手悬在那儿，没落下。
他想起苏婉。想起那年她站在中院水龙头边洗衣服的样子。她抬头看他的那一眼，不怨，不恨，就那么看着。后来他帮了忙，也害了她。说不清。
想起狄犹龙。那小子看他那眼神，跟苏婉一样，干净，但里头藏着点别的——是恨？是防？他也说不清。
想起易大妈。她攥着他袖子哭的样子，说“你可别做傻事”。
傻事。
他的手落下去，敲了三下。
“进来。”
他推开门。
孙书记坐在办公桌后头，五十来岁，国字脸，戴副黑框眼镜。见他进来，有点意外，站起身：“老易？这么早？有事？”
易中海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孙书记，”他说，“我有点事想跟组织交代。”
孙书记愣了愣，指了指椅子：“坐，坐下说。”
易中海没坐。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孙书记桌上。
“这是我这些年跟那边通信的地址，”他说，“那边的来信我都烧了，但寄出去的内容，我记了本子。”
他又拿出那个笔记本，放在信封旁边。
孙书记看着那两样东西，没动。
“老易，”他说，“你先坐下，慢慢说。”
易中海还是没坐。
“苏婉同志的事，”他说，“当年是我盯着她的。那边找上我，给了钱，让我汇报她的情况。她死了以后，那边消停了一阵子。最近又来信了，让我盯着她儿子。”
他顿了顿。
“狄爱国的工作被暂停，那份材料，也是我让厂里转过去的。材料里有些事是真的，有些……是我加的。”
孙书记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
“老易，”他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易中海说，“我干了十几年这种事。现在不想干了。”
孙书记看着他，看了很久。
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日光灯嗡嗡响。
“那边是什么人？”孙书记问。
易中海摇头：“不知道。从来没见过面。信都是通过那个信箱寄的。他们来信放我家奶箱里，我回信塞邮电所那个指定的邮筒。”
孙书记拿起那个信封，看着上头的“保密信箱J-17”，眉头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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