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的春天，北京城外的房山县，有个叫李时珍的老人在山里采药。
他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可腿脚还利索，爬山涉水不在话下。采完药，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从背篓里掏出一本书，翻看起来。
那本书不是他自己写的《本草纲目》，是另一本——封面已经磨得看不清字迹了，可里头的内容，他看了无数遍。
《便民实用百科》的坊刻本。
有人问他：“李大夫，您怎么老看这本书？”
他说：“这书里记的，都是有用的东西。医病、种地、修渠、存粮，一样一样，清清楚楚。我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好些方子就是从这里头得来的启发。”
那人不懂。
李时珍也不解释。
他只是又翻了一页，继续看。
那一年，南京城里出了件新鲜事。
有个叫焦竑的状元，在家开馆授徒，教的不是四书五经，是“实用之学”。
来求学的人挤破了门。有读书人，有商贾子弟，有农家后生，还有几个特意从江北赶来的年轻人。焦竑让他们坐在一起，不讲性理，不讲辞章，就讲那些“有用的东西”——怎么种地，怎么修渠，怎么算账，怎么办事。
有人问他：“焦先生，您一个状元，教这些干什么？”
焦竑说：“泰昌年间的林先生，连举人都不是，却能以一己之力，让一州百姓富庶。我读他的书，越读越觉得惭愧。圣贤之书教我们明理，林先生的书教我们做事。明理固然重要，做事又何尝不重要？”
他把《便民实用百科》列为必读书，让学生们一章一章地读，一章一章地讨论。
有个学生读到“堆肥篇”那节——“把手伸进去，感到烫手了，就翻开”——忍不住笑了：
“先生，这话也太粗了吧？”
焦竑瞪他一眼：
“粗？你伸过手没有？”
那学生摇头。
焦竑说：
“等你伸过手，再来说粗不粗。”
后来，那学生真的去伸了手。回来之后，再也不说“粗”了。
万历二十五年，浙江余姚，一个叫刘宗周的年轻学者在家读书。
他读的是朱熹，读的是王阳明，读了一肚子性理之学。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本《便民实用百科》，读完之后，愣了很久。
他在日记里写道：
“余自幼读书，所求者穷理尽性而已。今日读林先生书，乃知天下之事，有非穷理尽性所能尽者。种地、修渠、存粮、纺线——此等事，圣人亦需为之。林先生不言性理，而言实务，其用心何在？其用心在‘有用’二字而已。”
后来，他开创了“蕺山学派”，讲的是“诚意慎独”，可他的学生里，出了一个叫黄宗羲的，把“实用之学”发扬光大了。
黄宗羲年轻的时候，也来过乱石村。
那是崇祯年间的事了。
他来的时候，便民堂还在，便民亭还在，那堆土还在。赵守田已经不在了，秦文远也不在了，可那些书还在，那些册子还在，那些老物件还在。
他在便民堂里待了三天，把那排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翻过去。
翻到一本手抄的《便民亭留言簿》时，他停住了。
那本簿子里，贴着几百张纸条。有官员写的，有商人写的，有农人写的，有匠人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可每一张上写的，都是真心话。
有一张写着：
“俺爹说，林先生教他种棉花。俺现在也种棉花，用的还是林先生的法子。”
有一张写着：
“我从顺德府来，走了三天。就想看看林先生待过的地方。”
有一张写着：
“林先生，谢谢。”
黄宗羲对着这些纸条，看了很久。
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明儒学案》。那本书里，专门有一章写“实用之学”，把林越列为开山鼻祖。
他写道：
“泰昌、天启间，北直隶有林越者，以一布衣之身，行实用之教。其所着《便民实用百科》，朴拙无文，然一字一句，皆从实践中来，皆可施之于用。当时士大夫或鄙其俚俗，然百姓赖之，州郡效之，天下传之。三十年间，实用之学蔚然成风。此非圣人之道乎？圣人之道，亦在日用之间耳。”
崇祯十年，天下已经乱了。
流寇四起，建州女真在关外虎视眈眈，朝廷焦头烂额。
有个叫宋应星的举人，在江西老家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
那本书里，讲的是农业、手工业的各种技术——怎么种地，怎么制盐，怎么冶铁，怎么造纸。他在序言里写道：
“泰昌林越先生，以实用之学教民，余读其书，深有感焉。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事物而既万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后识之，其与几何？故乃立此书，以传实用。”
后来有人问他：“你这书，跟林先生那本《便民实用百科》有关系吗？”
他说：“林先生那本书，是我这书的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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